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三十年文学出版业状况。

　　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自身的地位，是这30年文学出版的缩影。在10年描绘30年的文学出版情况，由一个简单的概括做一个主线，然后把这30年划成几个时期，每个时期说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和背景，这样大家对这30年有一个大致的轮廓。

　　这30年的文学出版我想用两句话来描述，一方面改革开放大大的解放了文学出版的生产力，使文学生产从复苏走向了兴盛，改革开放大的背景推动了文学出版的兴盛。

　　另外一方面文学出版通过自己的出版行为，为改革开放，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全面协调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一些贡献还是开风气之先，我们讲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实际上各行各业都在发展，才使得中国社会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出版也同样有它非常独特的贡献，有些贡献是开风气之先的，这两句话大概可以描述这30年文学出版的基本状况。

　　在这样一个大的概括下面，我想把这30年的文学出版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叫做复苏期，大致上是指1978年到1989年。第二个时期叫转型期，也就是90年代。第三个时期就叫做走进新世纪，就是最近七八年的事情，当然这样一种划分都是相对的。

　　先说第一个时期复苏期，就是78年到89年，这一时期如果用主题的话，它的突出主题和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面临的主题是一样的，也就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复苏文学出版，标志性的问题有几件：第一个标志性的事情就是书荒，重印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大概在40岁以上人都有这样的记忆，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之后，通宵达旦的排队购买文学名著，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大家都有这样的记忆，其实文革当中不是没有书，这可能是一个错觉，文革造成了文化沙漠、文化空白，有相当的文化小说在70年代是有的，我也没有准确的数据统计，但是上百种是有的，但是存在着假大空、单一的毛病，粉碎四人帮之后，整个读者、整个社会出现了阅读的饥渴，现在的社会一般都出不来，当时的国家出版局下了一道命令，开了一个书单，大概是49种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交给几家出版社来重印，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承担了大部分的重印，当时的物质、当时的技术是极度的匮乏，我听我们社里面的老同志讲，日日夜夜的加班，而排队买书的人是通宵，和现在在银行买债券、买股票一样，通过大量复印名著，这是出版业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贡献，年轻的同志可能没有这种记忆了，这是可以说的标志性的事情。

　　第二个大一点的话题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出版行为，践行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有的行为是具有标志性的，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我为什么说出版行为呢?有时候它不仅仅是出一本书，有时候也是出版活动，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了全国性中长篇小说作者的讨论会，差不多的时间文艺报开了一个短篇小说的作者讨论会，为什么要提这两个讨论会呢?请注意时间，大概是在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在79年2月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些作家，或者是一些作品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上并没有平反，文学界、出版界自说自话给这些老同志平反，然后再出版他的著作。比如说人民文学出版社79年2月份开的这个会，当时中国作协等团体才刚刚恢复活动。比如说一些作品通过自己的出版屡屡突破了一种禁区，比如说第一部正面写农业土改的《古船》，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作品你会说它粗糙，你可能会说它有幼稚的地方，比如说《沉重的翅膀》等都是茅盾奖的获奖者，在出版的背后有大量曲折的故事，是老一代的出版人以巨大的勇气才使这些作品得以出版，如果当时老一代的出版人不是这样一种状态的话，这些作品不知道要推迟多少年出来。当时通过出版业的出版来突破思想的禁区、观念的禁区。

　　比如说当时的一些社办报刊的创刊，文学期刊是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出版社办，一部分是作家协会办。在80年代是大家经常说的，包括78年底人民文学开始创办的新文学史料，78年刚刚开始办的时候，一批老作家的回忆录等文献发表，实际上也是一种也是解放思想、也是拨乱反正，有一些作家也没有拨乱反正，比如胡蜂先生的回忆录。第一阶段的出版行为它起到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作用，而且还不仅仅是在当今文学领域，实际上它是在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外部文学，是一个全方位的思想解放。

　　比如说现代文学，在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下面，能够进入文学史的作家名单是极其有限的，在30年里面有特点的、有独特风格的，讲究个性的作家基本上被淹没了。实际上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现代文学的出版，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上有突出的表现，实际上是把那些被左的、淹没了的文学作品大量的发觉出来，提供给读者，比如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实际上就是把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种种成果还原、展示给读者。当时才知道，现代文学还这么丰富，而不仅仅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些作品。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不承认版权贸易，拿来就印好了。也就是说当时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是在外国文学出版全面的运行。

　　这样就转到第二个阶段，就是所谓的转型期，在89年以后到上个世纪末，转什么型，为什么要转?它的背景大概是这样，一方面从文学、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始进入到多元化的时期，你怎么样从单一的文学转到适应文学出版，从单一的文学出版转到适应多元化的文学现象这是一种转移。

　　老一代的出版人说，他们以前做出版很省事，一个礼拜来一天，夹着稿子回家了，下个礼拜再来。大家都为印1万册发愁，市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方面有多元化的转型，一方面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80年代文学的社会地位，在读者当中受的追宠和现在的歌星差不多了，当时在国家级的刊物上发表感到很少见，但是在80年代已经很常见了。在这样的文学出版不得不面临一种转型，这种转型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是不是在这种纷纭复杂的文学现状、市场现状上面有一些坚守，是一味的迎合还是适当的坚守。另一方面不能对发生的变化、发生的变革视而不见，你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应对，这个时候确实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没有任何先辈可以告诉你究竟该怎么走。也就是说在这个转型阶段是坚守和探索，坚守和探索什么?这里面也可以说一些标志性的事情。这是转型期，对文学出版的主题来说是探索和坚守的时期，这样就转到了新世纪。

　　如果说这七八年的主题可以用两句话来说，一方面提升国家软实力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另一方面市场化的程度在加速。在90年代只是开始出现这样一种变化，到了新使气之后，这样市场化的程度加速。有一些现象大家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和自己的阅读当中能够感受到的，比如说文学的边缘化，这是大家经常讲的，这样描述准确不准确，姑且不论。文学的边缘化程度进一步加剧，比如说市场化进程加速，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现在一年出版新书大概是24万人左右，当然绝大部分是教材和教科书，当然占到65%—70%的份额，但是撇掉这65%—70%的份额，非教材类依然是非常庞大的数量，这些的数量在市场上拼杀，这样的市场是极其不规范、极其不讲秩序的市场，这样的竞争是高度的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