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的2008年，历史似乎注定了要让这一年最为艰辛悲壮同时最为扬眉吐气，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是对中华民族承受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巨大考验，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中国为世界演奏了一曲无与伦比的伟大乐章。但就文学来说，一切却显得很平常，并无大事发生。我只是注意到一个细节：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正在世界范围寻觅一位作家，来领取今年的奖金与荣誉。这项殊荣最终被法国作家克莱齐奥获得了。对此，中国文人的心绪也许是复杂的(世界其它地区的文人大概也一样)。有人说他只是一个三流作家，也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的神秘感正在消失，还有人进而认为，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去权威化，去中心化，趣味分散化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大师”已经不大可能再产生了。事实上，近些年里，中国读者都希望有中国籍的汉语写作者跻身此列，希图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影响越来越大。这也是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政治、文化长足发展所必然产生的一种力图融入世界的健康的开放的心理。如果说，三十年前我们总是习惯于站在中国本土的范围来审视自身的文学的话，那么在今天，我们已经逐渐学习站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或者说站在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下来盘点中国近三十年文学了。这种历史性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大传统就在寻觅与世界文学大传统的汇流，无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放化，抑或先锋文学的左冲右突，还是近年来中国作家不断在国外获奖，中国文学社团与整个世界文学的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都在说明，文学的语境早已不是单纯中国化的，而是世界化的了。

　　在这里，我想仅从“艺术探索精神”和“思想灵魂主线”两个方面，来看一看这三十年文学的精神和变化。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二个方面。

　　一、这三十年间，时代环境，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学虽然有明显缺失，有泡沫，有诸多的不足和不满意，但是，整体地看，文学的人文内涵的广度，文学功能的全方位展开，文学的方法、题材、风格、样式的多种多样，汉语叙事潜能的挖掘和发扬，以及生产机制和书写方式的解放，作家队伍构成的丰富层次，特别是第四媒体——网络化带来的冲击，皆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不管有多少干扰，受多少箝制，我们的文学在这三十年间仍然经历了一个不断解放自己，实现自己和壮大自己的过程，像是从狭窄的河床进入开阔的大江，较前大大成熟了，丰富了，独立了。那么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在我看来，有一种精神是很重要的，它或隐或显地始终顽强存在着，那就是相当一批作家批评家，在如何使文学走向自身，回归文学本体，卫护文学的自由和独立的存在上所进行的坚韧努力。这种努力保证了新时期文学在最主要的方面，其人文精神含量和艺术技巧品位达到相应的高度。这里所谓的“文学自身”，可以视为对文学规律和审美精神的一种理想化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于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文学在失去轰动效应，甚至走向边缘化的情势下仍然活着，而且仍然不可替代地活着，顽健地活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纯粹的“文学自身”，她就像一位飘忽的女神，眼看快接近她了，伸手可及，她又飘然远去了，因为文学永远是现实的，具体的，个别的，变动不居的;只有裹挟了现实的风雷和历史的必然要求的文学，才是有力量的和回到了自身的文学;而“文学自身”作为一种境界，也只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延续她自身的发展。我们用不断回归不断游离再不断回归的复杂的交叉的过程来描述文学发展之路，也许是符合事实的。

　　回眸这三十年审美意识的变化，可以用这样几个关键词来表达，它们是：启蒙，先锋，世俗化，日常化。三十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一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段：即复苏期、繁荣期和1985年的转折期。这个阶段现实主义的回归，人道主义或人的文学，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成为主线。第二个时段包含了整个九十年代，主要表现为市场化，商品化背景下的以世俗化和大众文化审美趣味扩展的文学。第三个阶段是指新世纪以来至今的文学。这个阶段是全球化，市场化、传媒化，信息化大大改变和影响了文学生产机制的时期，文学出现了许多新的质素和新的特点。

　　在启蒙主义的大旗下，在五四传统的启迪下，伤痕文学曾是新时期文学潮流中奔涌的第一个浪头。“天安门诗抄”和最初的一批政治抒情诗，是最早对为极左政治服务的文学的反叛。诗人愤怒地控诉“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在今天看来，这些诗歌仍然是当代文学史上最沉重有力的铁的声音。伤痕小说正面描写文革留下的心灵创伤，揭示个人或家庭的悲剧命运，它冲破了四人帮极左的牢笼，向现实主义传统回归。就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独立思考的、阅历丰富的作家，提供了一批更富理性精神也更有思想深度，在更大范围回溯和反省历史的作品。这就是反思文学的出现。它大大拓展了文学的视野，增加了历史深度和思想容量，现实主义由之得以深化，种种禁区被冲毁，文学发挥了干预现实，干预灵魂的能动作用，开启了反思意识。嗣后，改革文学崛起，作家们纷纷将历史反思的目光转向沸腾的现实生活，着力表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改革中人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心理结构的变化。另一部分作家则越过社会现实政治层面进入了历史的或地域文化的深处，对民族文化性格进行文学的或人类学的思考，引出了又一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八十年代”就像一个紧张的思考者。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激荡中，1985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块界碑。文学打破了现实主义独尊的格局，呈现出多元发展势头，对原有的文学思维和观念进行清理，辨析，开展“方法论”大讨论。一部分作家从生存、叙事、语言等几个层面进行文学的实验，先锋小说家在对启蒙理性解构的同时，试图提供一种新的真实观和对世界的解释，并崇尚“恶”的力量。新写实文学的兴起，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末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了，它因为对先锋派的反拨而兴起，收获不菲，终因平面化和原生态倾向而缺乏大的精神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