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九十年代文学是在喧哗与骚动中结束的。小说界在不断地突围，诗歌界没有英雄。文学不但失去了轰动，而且失去了旗帜。随着80年代的终结，思想启蒙的声音在生活中和文学中都日渐衰弱，文学普遍告别了虚幻理性、政治乌托邦和浪漫激情，告别了神圣、庄严、豪迈而走向了日常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叙述，走向了世俗化和欲望化，一句话，走向了解构与逍遥之途。但是，这又恰恰是一个重新探讨文学精神的时代。八十年代，文学是文化舞台的主角，九十年代，文学差不多成了市场的弃儿。小说界和文化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诗歌界的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力量的博奕，都是对文学精神进一步认识的表现。这种认识使文学精神回到了原点：无论是否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人文精神，也无论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是否已经归来，但所有的参与者都认为，新的文学需要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文学要为人类创造一个精神信仰的王国和安顿灵魂的家园。

　　进入新世纪前后，文学开始分化，并显示了一些重要征兆。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文学逐渐把表现重心向都市转移。相对于茅盾的"阶级都市"、沈从文的"文明病都市"、张爱玲的“人性残酷都市”、老舍的"文化都市",新世纪文学的都市主要是倾情于物质化、欲望化、日常化的"世俗都市"。一个日常化的审美时期来临了。首先“亚乡土叙事”值得重视。城市是当代中国价值冲突交汇的场所，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两种文化冲撞，从而产生了错位感、异化感、无家可归感。这类作品一般聚焦于城乡结合部，描写了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当然不限于打工者，整个底层写作，作家们由最初的关注物质生存状态，转而关注其精神和灵魂状态。精神的贫困远比物质的贫困更为可怕。其次，人们不得不承认，青春与成长主题与80后写作一起，已悄然占据了文学的一席重要位置。再次是生态主题的萌蘖，由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中国人对自身的生态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致使生态破坏，自身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当然，这仅仅是一个表象。在以马丽华的《走过西藏》系列，姜戎的《狼图腾》的部分描写，杨志军的《藏獒》等等作品为代表，文学开始深入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其它生命形态之间的关系。一批评论者不仅从西方生态思想汲取有益养份，而且开始发掘中国文化精神中的生态思想。虽然现在生态文学和生态思想还没有在中国文学界形成大的气候，但它必将成为未来文学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生态哲学思想的兴起会广泛地影响人与人、人与其它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必然会深刻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要而言之，这三十年，在禁锢化与人性的解放之间，在欲望化与道德理想之间，在世俗化与崇高精神之间，在日常化与英雄情结之间，在城市化与现代性乡愁之间，文学在苦苦寻觅自己的理想形态和审美情神，这种寻求还将一直继续下去。

　　第二点是，这三十年，中国文学有没有贯穿性的思想灵魂的主线索?或者说，有没有它的主潮?有人认为无主潮，无主题，我却认为还是存在的。在我看来，，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就是贯穿性的主线。这是从哲学精神上来看的。若从文学的感性形态来看，就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1980年，一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让所有中国青年为之动容。“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说的不就是刚过去的十年浩劫吗?“红色大街”、“疯狂”都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但是，“我”心灵的钥匙丢了。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状况。诗人敏锐地道出了这种存在，并且“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这里，揭示一个时代存在的现状还不够，还需要寻找新的价值，还需要新的构建。

　　不独在诗歌，在伤痕、反思、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里，作家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生存的深处，人性的敏感处，历史的内里，在寻找着“人”。与之相伴随的是，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人性、人的权利、人的尊严被不断重新提起和研诘的时代。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弗洛姆，萨特、海德格尔、本雅明的思想被译介，它们在中国文学的殿堂里喧哗和回荡。莫言，张贤亮，刘恒，贾平凹，韩少功，李锐等一些中短篇小说，将我们带入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文学世界，人性的复杂性在最低的生存中被打开，人与性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以一种紧张的甚至魔幻化的形态呈现出来。

　　事实上，寻找“人”和回答“人是什么”是新时期文学最根本的一个精神向度。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戴厚英的《人啊，人》。尽管现在看来那时对人的认识多限于政治层面，但它开启了一个“人学”的寻找道路。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在表现男女之间的爱情时，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与传统的中国伦理不同的新伦理。这种伦理首先就是崇尚爱情的价值。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只存在婚姻，不存在爱情。八十年代的文学中爱情是一个超越其本身意义的大主题，是寻找“人”和发现“人”的一个重要场合。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王朔的《爱你没商量》、《过把瘾就死》，苏童的《离婚指南》，八十年代的文学经过了对性的初次探索和对爱情与婚姻的质问，进入了九十年代。从贾平凹的《废都》、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及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等女性作家的涉性小说，我们看到，透过性对人性的探索变为一个最强烈，最集中、最尖锐的声音。

　　然而，必须看到，“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打着民族文化烙印的人。笔者在总结新时期文学十年时曾提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认为“这股探索民族灵魂的主线索，绝非笔者的玄想，而是众多作家呼吸领受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焦灼地探求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的反映”。现在看来，这一归纳适用于对现当代文学的贯通。为什么不说现实主义是贯通性主线，不说人道主义是贯通性主线，不说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是贯通性主线，而说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是贯通性主线呢，乃是因为它不局限于某一种创作方法，也不是哲学理念，而是更贴近作为人学的文学，更科学，也更具长远战略眼光的一种归纳。它是与一百年来中华民族追求伟大民族精神复兴的主题紧密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