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另一方面从世界的视野和世界体系的结构中来看，我觉得打工者他们所处的位置，包括中国所处的位置，其实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和打工中所处的位置差不多，因为中国是在为全世界打工。前两天和杨主席聊天也说到，现在包括中国崛起也好、包括中国历史的变化也好，处于很关键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我觉得是几个转折点合在一起，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转折点、新中国以来的转折点，然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转折点，我觉得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和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在文化上、在思想、文学的创作上，它也有大的面貌的改变，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打工文学最切合中国底层的经验，本身也是中国生动、比较形象，因为是来自最民间的创作者，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为整个当代世界，整个世界都在看中国模式，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提供出来一种和别人不一样的中国经验、中国本身底层的经验，他可能会在历史的过程之中产生这样积极的作用。

　　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的教导去做的话，底层的声音和高级的文化结合起来，将来会产生又有国际影响、又有中国本身的审美经验的大作品，我希望打工文学作家能够继续努力。

　　主持人：云雷是一直致力于底层写作的专家，我看过他讲了一句话，给我的震动很大。他说他发现新时期以来最优秀的作品大都出现在底层写作方面，这个观点的确引起我们的思考。打工文学现在作为底层写作的种类，它将来怎么样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格局中提供中国经验，我们打工文学的作家要更好的向精英知识分子、底层写作者学习，我们精英知识分子又更多的接近于底层写作作家，从生活资源当中吸纳社会资源，两者合起来的话，让中国文学在世界格局当中提供中国经验。

　　下面还有两位学者发言，最后我还想安排两位打工文学的作家安子和许强讲三句话，这样就体现了既有学者，也有来自打工文学队伍当中的声音。

　　下面就邀请来自中国香港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邱林川教授发言。

　　邱林川：谢谢杨主席，我不属于文坛的，我是做社会科学的，我是门外汉，这次来也是许强和我联系，所以我才有机会过来，我们都是来补课、来学习的。刚才各位讲了很多东西，我想提供两点分享。

　　刚才讲了很多中国经验，我们很容易强调它的特殊性，刚才已经有几位老师讲到，其实我们应该看广一点，昨天晚上曹老师也给我们讲到了和东欧经验的比较，我们有时候不要往上看，而且我们怎么提升我们的水平，就觉得上面有一个参照系，那是个假系统，真正的下面是在系统，我们要往下面看，真正面临结构性困境的时候是很相似的。我们怎么样给他们更多的权利、包括话语权、主体性，我最大的收获，80年代的时候香港就做了金融简报，香港做了30年的简报系统，我们把它介绍到深圳，在龙岗有一个简报组，根据深圳工人的经验，进行重新的分类，香港分了九个类，我们把工人关心的新闻进行分类，我们分了十类，里面绝大部分是一样的，就多了一类，就是金融风暴，这一类过去香港是没有的。香港工业化的时间比内地早，这是一个很小的例证，如果真正的扎下去，是可以有很多相通的。

　　刚才反复的讲到了一国两制，有不同的声音，现在有时候往往讲中国经验，奥巴马来了都讲中国经验，给你糖吃。我离开香港时收到最新一期新左评论，是美国印地安那社会学的一个教授说，中国是美国的头号仆人，中国的普世性除了经验来说，到底什么是救赎？这是平时我们很难听到的词，整个中国的救赎，或者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救赎，往往不是只是讲经验就能看得到的，而是要谦卑的，我们是中国的教训，俄罗斯有俄罗斯的教训，成功者的力量往往使我们有谦卑的思想，最近我才感觉到，我是最需要被附权的人，我是最没有权利的人，过去我们觉得自己的权利是假的，希望安子和许强给我们的救赎。

　　主持人：非常感谢来自香港的邱林川的发言，他就中国经验做了他的看法，包括把他们现在正在龙岗做的课题，也和我们分析了经验和体会，这是很有意义的话题。

　　接下来有请来自北京的著名评论家萧夏林先生发言。

　　萧夏林：我想简单的谈一下打工文学现象，打工是在广东、在深圳，打工文学是在广东，实际上打动文学的中心是在深圳，谈到现在的打工文学，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必须要谈，就是我们的杨宏海主席，作为批评家的杨宏海先生，在1985年就提出了打工文学概念，不断的写文章推动打工文学，可以说25年如一日，咬定打工文学不放松。作为深圳文坛领导的杨宏海先生，几乎是十年如一日，关心打工作者、开打工文学论坛，编辑了两本打工文学作品集、一本打工文学备忘录、一本打工文学纵横谈，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大收获。有的人说深圳是打工文学之都，杨宏海主席是打工文学之父有一定的道理。其实打工文学的道路并不怎么平坦，打工文学在杨宏海主席的推动下，由广东、深圳走向北京，正是在批评家和杨宏海主席的推动下，深圳的打工文学蓬勃的发展，而打工文学也不断的被北京的批评家接受和理解，打工文学对北京文坛和北京的居民来说几乎是被动式的接受和理解，是在杨宏海主席推动下形成的。

　　在杨主席为打工文学不断的奔走下，北京的批评家由观望到惊讶，到欣然接受，甚至发出赞歌。可以说打工文学在最近几年，尤其是打工文学论坛创办以来，通过几年的努力，基本上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北京文坛、主流批评家，让他们不断的进入打工文学世界，阅读打工文学、谈论打工文学。

　　打工文学对广东文学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打工文学出现了很多打工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和小说，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坛，很多批评家都谈论到；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深圳文学在打工文学的推动下，深圳的文学进行了多元化的发展，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多元化的作家，我觉得这是推动深圳打工文学的整体发展，有一批不是打工文学作家的出现，是深圳文坛非常重要的收获。

　　打工文学经过25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打工文学的问题也显而易见，打工文学定义不太明确，有很多分歧，也缺少一些坚实的理论鉴定，有些作家并没有认可打工文学的身份，对打工文学来说也有一点的尴尬。

　　打工文学现在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作家、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但是打工文学缺少经典化的作品。打工文学主要是在广东，尤其是在深圳，在其他省市影响不是太大，这和广东、深圳的经济地位有关系。

　　打工文学在评论界非常热闹，也有很多漂亮的评论，但是缺少更加深入的理论分析。不少发言都是应付的态度，包括一些著名的认识。

　　打工文学获得了广东和深圳政府的大力支持，它对广东、深圳文学的发展、推动显而易见，但是政府的推动和支持是一把双刃剑，政府把文学有时候当成一种政治工农化，这也为打工和自由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对于深圳打工文学我想提以下几点建议：

　　我认为在打工文学的概念下，打工文学这几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打工文学的前景我并不感到乐观，并且进入到多元文学当中，我认为这是打工文学一个重要出路，打工文学回归自身的自觉，深圳的打工文学也必须抛弃政治的干预，不要把打工文学当做一种政府的宠儿。我认为打工文学的发展已经走过了辉煌时期，进入了多元化的时代，它的使命基本上完成了，由政府推导的打工文学历史使命也完成了，应该把打工文学回归到文学的舞台上来。

　　我觉得打工文学取得了重要的发展，但是打工文学运动应该进行更加深入的总结，包括一些系统方面，打工文学近20多年，要与深圳的大学合作，让打工文学现象进入大学硕士生、博士生的研究领域，包括写论文，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我觉得现在到了写打工文学史的阶段，作为一种不是告别的告别。

　　我觉得杨宏海主席对打工文学的推动，历史使命也基本完成，要让打工文学成为深圳多元化文学的一部分，进行一种文学化的研究和多元化的研究、推动。杨宏海主席他们提出了深圳的概念，我觉得深圳的概念应该继续提，我觉得深军的实力非常强大，但是它被遮蔽，它需要大力的推广，深圳有一批相当优秀的一些作家，我最近两年看了很多深圳的长篇小说，应该说深圳的业余青年写作非常的成熟，而且这些人也有一定的信仰，另外深圳的诗人群体也是很强大的群体，现在属于深圳文学告别打工文学，让深圳文学全面整合的时候已经到了，看一看北京文坛、看看上海文坛，这几年找不到一个新的作家，包括我们看到其他省市，包括陕军、晋军正在衰落，深圳文坛正在兴起，杨主席要下定决心，让深圳文学告别辉煌的打工文学时代，走向深军全面崛起的时代。杨宏海同志退休之后打工文学的走向怎么办？我想不如今天做一次总结，让它进入学院化，或者进入北大中文系、复旦中文系做一些更细致的研究，然后获得深军全面发展的时代，让被遮蔽的深圳文学的力量展现出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