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说到魔幻写实或者对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的启发，其实马尔克斯的写法是一点，另外一点他处理记忆跟历史的方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很想谈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记忆问题，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很喜欢用家族做一个模型，比如中国新文学以来用家的几代的变化去说时代的变迁。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尔克斯干的也是一样，他讲的是同一条村庄一个家族的历史，用这个做整个时代的变化跟处理记忆跟历史的问题，表面上看没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把很多民间记忆里面采取的说书的方式，口述的、口传人的故事，或者吉普赛人到处流浪唱书的形式带进去。但是这里还有一点，马尔克斯当初在写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异国情调，在传统的西方文学面前，传统的那种干干净净的西方文学面前，他发现到这个资源，这是他可以拿来用的东西。他使得很多第三世界作家感到受启发的是，原来我们这个东西可以拿出来用。当然大家到最后做得怎么样，你怎么突破，那是一个问题，甚至你学他学得像不像都会有问题。我们常常讲魔幻写实，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很简单的作家跟读者的默契约定问题。比如他忽然提到那个印第安人为了要逃避失眠症的侵袭而跑出来，后来有几页还在谈失眠失忆的问题，普通作家可能大书特书失眠怎么样，但是他可以很直接地写出来。他的小说震撼的地方就在于很多你觉得太需要解释的地方他都不说。比如一个鬼魂为什么回来找杀死他的人？因为他害怕死亡中的死亡逐渐逼近。这些都是什么他都不解释，好象读者都该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其实是作者跟读者的约定，我现在要开个契约给你，你接不接受，你接受就能读下去，然后你越来越幸福进入那个世界。但是这个约定怎么保持能不能做好这是有功力分别的，这不容易。我知道很多媒体关心这个译本的第一句或者第一段怎么翻译，我觉得这个很自然，因为这是太出名的一句话，小说的第一句很重要，很多小说开头第一句写得好的话，后面的就不用说了。我知道马尔克斯当年在写的时候也是搞了好半天才定好第一句怎么开。不只是第一句，也是第一段的问题。比如什么叫“将会回想起溅去冰块的整个下午”，这就是一个契约，到这本书最后一句这个圣经式的结构才完结，到最后世界的终结，末日般的飓风来临。这样的契约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张小娴作为一个作者，当时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最关注到的在写作上面有什么特点是你觉得可以用的或者是特别刺激的？

张小娴：刚才我们都说到“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其实马尔克斯自己也说过这句话。我看过一个报道，他在写《百年孤独》之前，他看了卡夫卡的《变形记》，说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我估计他在写这本书之前，他有一天带着老婆孩子去旅行，到机场的时候突然之间有灵感，然后就回家把这个写出来。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当然是很丰富的题材，但是给我的感觉，他追求一种内心的灿烂，人生的绚烂，因为他有很多美好的想象，好像很孩子气、很童真，有很多浪漫的想象，但是他哀伤的时候他的哀伤是很深沉的。所以我想从这本书读到的启示不是学习他怎么写一个题材，而是追随我们心中的浪漫的想象。有时候我们写小说写时间久了，我们会研究架构怎么样，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用很多技巧去补充，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地追寻我们内心。其实就是追寻自己的想象，好象这本书里每个主角，我想到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比如第一代祖父想做的事情就去做，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本能、自己的欲望，他就跟随这个欲望，我相信最后会是成功的。好象这部小说是魔幻的小说，应该不是现实主义的，但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是真实人生里面也有的这些人物，当你把你心中的想象写下来的时候，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你好象也追求过这样的东西。当然你要把你心中的想象写出来还是要有一定的功力。马尔克斯之前写了很多小说，其中一个短篇，他写一个大妈妈，《百年孤独》里面一些角色的原形也是从那里来。我想对任何一个作者来说都是一个练习的机会，忽然之间所有东西都出来，比如去机场突然不去旅行回家写作。我想这是在一定功力基础上，但是如果能跟读者有一个契约的时候，你敢于去写故事还是很自由的，有很多方式表达。好看的小说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写的时候要放下很多包袱，不要拘泥于写什么样的小说，吸引什么样的读者。我想马尔克斯写的时候没有想过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每个作家如果没有写作的天分，那他根本成不了作家，就把你的天分发挥出来。

梁文道：有一点我不同意的地方，我看这本书的时候一直有一个很强的感觉，这个作者到最后写完的时候，他一定觉得自己已经写了不朽的杰作，看得出那种志得意满。

张小娴：可能每个作者都会有这个感受吧，可能写完一个小说两三天还在沾沾自喜，但是到了第七天就开始觉得写新的东西，每个写作的人都会有这个心态。

止庵：有一个比较重要，拉美作家不是一个，是一拨人，他们互相有一种竞争的心态：我必须得写一个不仅是我最好的，而且比他们都好的。我确实觉得马尔克斯写这个书的时候他觉得比他们写得都好，而且那些人也承认写得很好。其实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一代作家里不是最多产的，他是要拿出一个重磅炸弹。我觉得他写的时候确实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写一本伟大的书。

梁文道：我觉得群体很重要，当时中文世界比较关注的所谓魔幻写实就跟拉美文学等同，其实远远不是这么简单，每个作家风格非常多变，根本不能涵盖这个字底下。但是六十年代的时候拉美的确文学大爆炸，一群猛人都出来，如果没记错的话《绿房子》是同年出版的，接近那几年大家都在出东西。那个状态很特别，就是这种竞争感，同时又有群体感，这是一个地区的文学上不上得去的很关键的地方。比如80年代，我说中国文学到现在仍然是80年代出现的作家在主导，70后好象还拼不过，好象很多消失掉。这有时候取决于有没有那个世代，大家忽然爆发出来，一群人意识到谁在那、他在干什么。我不知道莫言那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余华在干吗，苏童在干吗。

莫言：文学创作氛围很重要，比如我们军队有36个同学住在筒子楼里面，每天夜里到12点以后大家纷纷出来煮方便面、刷锅、洗碗，每次编辑去都会拿着很好的小说走，是有一种互相比着劲干的想法。氛围很重要，同学们中有谁发表了很好的小说，你就会觉得不服气，有这么一个劲。后来离开这个环境，写作的动力不是那么充沛了。所以文学的氛围很重要。再加上整个社会里面文学也是比较热点，不像现在这么边缘化，那个时候一个中篇，甚至一个短篇，可能是一个人一举成名天下，获得全国短篇奖或者中篇奖。

梁文道：我记得那个年代有些诗人在大学里面晃一圈，告诉大家我是诗人，他离开校门的时候后面大概有17个女孩跟着。那个时候拉美的爆炸相当复杂，同时还有很多社会问题、国际政治局势，比如60年代古巴的问题。拉美其实也跟欧陆之间的作家关系往来很密切，60年代的欧洲各种学生运动，像68年五月革命，拉美自己的独裁政治、民主政治，整个气候变化太快。在那个时候，马尔克斯是做记者出身，他不可能不关注时局的气氛。我刚刚说我有点不太同意莫言先生讲后面部分写得太长，我觉得书店的年轻人，在我看来他要写那样一个氛围的部分。当然也许中国读者会觉得比较陌生，但是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他对着他那圈哥们，那个部分好象有点意思。

陈众议：这是他50年代的人生经验，就是几个哥们在咖啡馆里面侃大山。老莫刚才说的，当然他有他的感受。我觉得找到了另外一个读法，当时这一群作家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侃大山，他们憋着劲要写一部书，看谁先写出来。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写法上的张弛表明了背后的节制，处理得那么好是一般作家很难做到。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讨论全球化，表面上的多元、多极在我看来完全是一种假象，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微博上怎么说，你左右不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很丰富。回到马尔克斯，他是他们这一代作家里面最保守的，他结构是保守的，叙事风格是保守的，审美是保守的，他非常忠于原始的冲动。当然那个时候冷战客观上对他们很有好处，东西方的影响他都能够左右逢源，一个是大陆本身还不发达，虽然率先踏入资本主义阵营，但是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第三世界，第三世界还不够发达，包括大量的非洲移民，包括大量的亚洲移民，这种文化相对而言是比较保守的，比如是前现代化。实际上这样的氛围里面非常聪明地抓住了这个契机。人类文明的走向在我看来就是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有宽有窄等等。我觉得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非他莫属。

梁文道：我们本来还可以无限地谈下去，但是时间不多了，先看看台下朋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