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回头看，很多人都说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就像莫言先生刚才提到的，看了几页就发现可以写小说了。我发现这个经历都是很震撼，觉得小说可以这样写，于是我也可以这样写。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特别怪的事情，现代的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品、小说出来之后都给人感觉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甚至你会觉得我也可以跟着这样写、其实我也能做得到。像尤利西斯出来之后，当年沃尔夫的东西出来之后，或者卡夫卡的东西出来之后，很多人读了之后觉得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可是我觉得《百年孤独》不太一样的地方，它让很多人有小说可以这样写的感想，但是有这个想法的读者，乃至于这些作家群体，我很大胆地说，好象往往集中在第三世界。到底这本书里面这个小村庄是什么地方，过去有人说讲的是他幼年时期真实经历的写照，他所知道的传说。也有人认为这是哥伦比亚，有人扩大一点讲这是整个拉美，甚至有人说这是整个第三世界。我发现后来受到魔幻现实主义，我们姑且还暂时用这个标题的话，受到这个风潮影响而觉得可以这么写的作家，主要都是来自亚非拉。特别是亚洲、非洲、拉美有很多作家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我觉得这很独特，比如当一个中国作家看到布魯斯特，你不会觉得这是我们的故事，但是你看到马尔克斯的时候觉得我们的故事也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这样写。所以这是他很特别的一点。我想问一下范晔，你是这一代最好的西班牙语译者跟学者之一，我看到你在翻这本书的时候跟以前我们读过的其他中文译本，比如台湾的版本，台湾是转译的，从英文译的，好象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你提到不要人名表，没有章节的区分，采用原作者比较喜好的形式之外，你怎么看过去的译本？

范晔：我们刚才说三个主要的译本，除了从英文和俄文转译的以外，有两个译本都是从西班牙文直接译的。如果说我的特点，或者说我译有什么价值的话，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也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比如我翻一个东西之前，我希望能够找到这个作品的调子，而且我觉得翻《百年孤独》这样的书，你找到调子是生死攸关的关键性问题，你找到了它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因为这个调子太重要了，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百年孤独》里面纷繁的人物，真正的主人公是无形的叙述者，他撑起整个故事，也是很大的魅力所在的地方。我希望找到这样的调子。这是什么样的调子呢？马尔克斯也找了很多年，他开始想写《家》，但是后来没写，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找到调子。什么时候找到了呢？有一天他看卡夫卡的《变形记》，看到第一句的时候觉得小说可以这么写，他就找到了这个调子。当然他也回想起他外祖母当年给他讲故事的调子，就是一种不动声色的但是又是煞有介事的，你不管讲什么事他都能不动声色地讲出来，再神奇的东西在他那都是平常的，再平常的东西在他那里讲的活灵活现。我努力的目标是希望捕捉到这样的调子，在我的中文里面能够呈现出来。当然做没做到、做到多少需要读者来评判。

梁文道：你刚才讲的很有意思，当然不止是版本翻译问题，也牵扯到小说内部的技巧或者说它在艺术上的特点问题。你刚才讲到这个“调子”，止庵老师觉得这本书像诗一样。

止庵：这本书跟别的书不太一样，我记得去年我们谈过《1Q84》，这两种书的作者完全在不同的状态。村上春树每天写多少页，然后去干别的事。而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是很投入的，可能是一种疯癫状态，写完之后可能释然了。以前的译本，我自己感觉不太能够把一个状态保持始终。大家都说书的第一句最重要，其实我觉得书的第二句更重要，因为它是接着第一句往下说，一直说到最后一句，都是在一个状态里。

梁文道：你觉得过去的译文怎么样？

止庵：冒昧地来说，之前的译本是二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后一些问题可以解决了。我觉得过去几个人翻译确实有一点问题，确实有很多很精彩的片断，但是不能一口气贯穿始终。当年的译本影响了中国好多人，在当年应该是很优秀的译本，但是唯一遗憾的它不是一个人翻译的。

梁文道：您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看新译本的时候回想起过去的老译本有一个问题，以前老译本不是译得不好，有些译得相当精彩，但是那个年代好象翻译者调动的语言资源不够用。当然汉语在语言上、词汇上怎么去翻译一段东西，他要调动很多的武器工具出来，要有很多的资源调动出来。现在感觉好象以前的资源运用上受限制的。我常常觉得这是不是跟时代变化有关，我相信有很多重要作品需要不断重译，这可能是不同的时代大家对语言该是什么样有不同的理解。

止庵：我们必须得注意一个现象，第一个译本到现在之间，中国出了很多优秀作品，包括莫言先生在内，他们本身对于汉语有一个贡献，使得我们的汉语跟二十年前或者三十年前不太一样，这个事情很少会被学界留意。我们这些作家在贡献汉语，使得汉语更完善。

梁文道：我想请问陈先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翻译的问题、语言的问题跟版本的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陈众议：我首先同意刚才范晔的说法，要找那个调子，实际上也是我们所说的语言风格，我觉得他找到了。当然用老马自己的话说，他是用他外祖母讲故事的方法，就像有人批评《红楼梦》里面刘姥姥是一个败笔，道理差不多。翻译最重要的还是风格的把握，我总体上也是赞同这种做法。说到翻译具体的问题，我觉得过去的译本并不是不好，实际上那些译者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们也有很精彩的地方。翻译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工作，信和达、雅有时候是矛盾的，现代文学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现代文学有的时候是不雅的，里面会有很多脏话。当然那个“雅”主要是针对古典文学。眼下翻译更多喜欢用归化和异化，很多从业者比较追求忠实。一个月之前我听说范晔这本书的时候，我当时心里面有点担心，因为那些老译者们还健在，这些忠实的读者们也都健在，所以这个压力很大。而且我过去注意到他的博士论文和译本跟这个风格不一样，但是他这样一说我就知道，更能佐证他的翻译的优点。但是当时我是有点担心的，他的语言是比较丰富、比较华丽的，这些在博士论文里面能够体现。但是在《百年孤独》里面不能华丽化，一旦华丽了以后，那种传统叙述者尤其像老农一样，有大量阅历、丰富情感的叙事方法、兜圈子的叙事方法就会大打折扣。我觉得范晔总体来说是异化的译法，有一些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西班牙里面用的词，后面潜台词是在“它在火我的手”，范晔译成“它在烧”，这个很忠实。我觉得这样很好。但是如果把它翻译成“不烫的”，也许会更口语化。这样的问题可以商榷，没有对与错的问题，只有语言的嗜好问题。包括头一句很经典，他把它断的很好，把两个作为小短语分开。过去头一个短语是分开的。西班牙语里面回想和想是两个词，中文里面是一个词，都是以“想”为基础，想里面可以涵盖回想，也可以是妄想、联想等等。他加上“回想”，这是他仔细的地方，不是想当然的归化成自己的。回到“它在烧”，这是有意味的，叙事者可以说冰箱打开以后寒气逼人，但是马孔多人不能说，因为那时候从早到晚门闩铁器都在烫得变形，所以他这样细节的异化很好。再比如我们经常翻译两性关系，我们过去翻译成“我的天”，他翻译成“好家伙”，因为那时候描写他骨头都酥麻了，因为第一次接触到异性，骨头都酥麻了。当然这个忠实好与不好是另外一回事，我因为也没有仔细地去对，但是大致地看了一下，觉得他基本上是这样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