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原文艺报常务副主编、小说主编贺绍俊：三十年文学文体的发展

　　让我来谈三十年的文学文体发展，我觉得非常高兴，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题目，因为再没有哪一样文学要素，像这三十年的文体发展，是那样的让人振奋，也让人惊奇。假如我们设定这三十年的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话，文体就是检阅文学成就的最显眼的标识。这三十年间，当代文学的文体经历了一次大解放、大突破、大改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体实验和文体革新的热情和冲动，也带来文学全新的变化。

　　什么是文体，文体是指文学作品的体裁，它包括语言表达方式和意义的组织形态，涉及到作品的语言、结构、叙述方式、叙述视角等。

　　讨论三十年的文体发展，必须放在一百年来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才能看清它的意义。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成果就是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文学的文体界限，从大的板块说，就是现代小说、现代诗歌和散文。当然每一个大的板块还可以从文体的角度细分。在半个多世纪里，这一现代汉语文学的文体逐渐成型稳固。但正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人们不安于在统一的文体里生存了，纷纷摇晃文体的稳固基座。到九十年代以后，一个文体革命的高潮就来到了。

　　一，自觉的文体意识

　　早在新时期文学初期，王蒙就提出疑问：“我们为什么不喜欢小说中有散文、小说中有诗呢?”八十年代中期的新潮小说浪潮唤醒了作家们摆脱文体束缚的冲动。到了九十年代，作家普遍有了一种自觉的文体意识，如韩少功谈到他的创作时，用了“打破文体习惯”、“文体置换”、“文体破坏”等说法。作家们以谈文体为荣，阎连科就有一个说法：“为文体而战的前沿的士兵”。文体意识的强化也与西方文体学在这一时期成为理论批评界的显学大有关系。

　　二，急风暴雨式的文体革命

　　九十年代以后作家频繁地进行着文体实验，新文体的作品不断涌现。有批评家还为这场文体实验具体归纳出拟骚体小说、双体小说、反思对话体小说等七个新品种。口号最响亮的是《大家》等期刊喊出的“跨文体写作”。今天，我们随处可见作家在文体上下的功夫，或者调整思维，或者改变视角，或者追求新的叙述方式，或者重组文学结构。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四部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在文体上都有其独特之处。即使是不久前去世的老作家鲁彦周，在他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梨花似雪》中，也有意在文体有所变化，将虚构文本和非虚构文本穿插在一起。文体成为作家们的必修功课。

　　三，文体发展的意义

　　必须看到，文体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也是一个意义表达的问题，而且在有时候首先是一个意义表达的问题，作家们需要寻找到新的载体来表达自己新的经验。三十年来文体的活跃显然是与这三十年来文学观念的活跃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文体成为作家最感兴趣的问题。当代社会急速的变革，观念的更新，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的对话，这使得作家们看待世界和人生有了新的视角，新的理念，新的想象，而这一切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文体来承载。文体的解放不过是作家思想解放的落脚点。因此，三十年来的文体发展充分展现了作家精神的自由和丰富，也大大拓宽了文学的意义表达空间。

　　但革命性的文体发展也带来一些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一，文体的超前性

　　文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种文体从孕育到成型成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中国古代诗词，都经历了数百年的磨练。现代汉语的文学文体，从诞生起到现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严格说来，还没有完全成熟。因此，眼下的文体革命、文体解放显得过于超前，它的后果不单纯是牺牲了小说的故事性、情节性或人物形象，牺牲了散文的真实性，牺牲了纪实文学的纪实性，牺牲了诗歌的韵律，等等，更重要的是，巴赫金曾说过，体裁是创造性记忆的代表，体裁才能保证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轻率地破坏现代汉语的文学文体，也许会抹去我们珍贵的文学记忆，会让文学精神的历史链条产生断裂。

　　二，文体的焦躁症

　　文体意识的弥漫，造成了作家们的文体焦躁症，仿佛不在文体上玩点花样就落后了，于是唯文体而文体，抽掉了文体的内涵，纯粹成了形式的炫耀。洪治纲曾批评一部跨文体的小说是“对既定文学范式进行一次刻意突围的表演之作”，我以为，有不少文体实验的作品都可以称之为“表演之作”。文体焦躁症的后果是明显的，一些作家分明还没有真正掌握成型的现代汉语文体，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小说思维或诗歌思维，却大举进行文体破坏的行动，到头来，留下的只是一堆思想和语言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