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中国女性主义文学重要作家之一。本名林白薇，广西北流人。19岁开始写诗。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万物花开》等多部，有《林白文集》四卷，部分作品被译成六种文字在国外发表、出版。现为武汉文学院专业作家，居北京、武汉两地。
 
    经历完全不同的母女的命运，展示出两段“北上京城”的生命旅程。和当年《一个人的战争》相比，林白在拓展，在开放，在挖掘，从“一个人”的心灵单轨，拉开一张生命轨迹的网络；从“一个人”的内心独白，展开两代人的时光对话；从“一个人”的沉默战争，到不同人之间的对峙纠葛。

    林白从内化的女性世界探出目光，打量更为广阔的女性天地。这种探望，看到的正是介乎内外介乎风格的空间，是两类不同女作家之间的空间。对于林白而言，这应该是新的气象。
    6月12日，采访就从这新气象说起。
 
一
 
　　林白在2013年推出的最新长篇题为《北去来辞》，她把这部小说的创作谈起名为《写出我在这个时代的百感交集》。林白的百感交集是什么？或许正如她所说的，是把自己“剁碎”之后融入到作品中，一时间想表达太多东西却不知从何说起；也或许正如小说中那命运交织的两对母女，不同的时代在个体身上交叠、对话、共振，传来的回响又该多么复杂；或许她指的就是这个时代本身，剧变的乡村，多元的城市，以及这一切的象征——北京（聚会了现代和传统、都市和乡村的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城市），本身就是百感交集的。无论如何，时隔6年之后，林白开始表达，这就挺好。

　　范宁（以下简称“范”）：《北去来辞》是怎么开始创作的？

　　林白（以下简称“林”）：2007年写完《致一九七五》之后，我觉得自己或许从此就不再写长篇小说了。我出门旅行，陪女儿高考。不料过了两年之后又写了起来，初稿有十六万字，我称之为《银禾简史》。这时候正好有一个机会到埃及去，在旅途中思维特别活跃，我想到要给这个长篇加进一些重要的东西。那天正好是住在红海，于是我就把新加的人物叫做“海红”。

　　之后我从北京到武汉再到广西北流，随身的包里一直放着我的纸质笔记本和笔，以便把纷沓而至的念头记在纸上。就这样，这部长篇把我越来越紧地箍在了它身上。我沉浸其中，对海红这个后加人物的兴趣渐渐超过了银禾，她的失眠、漂浮、纠结、迷乱，她的神经质和自我审视，她的日渐凋谢以及自我更新的企愿……这一切，是那样地一次次逼近我。我不停地倒腾她的前世今生，以至于一再延宕。

　　每改一稿就加进不少内容。沿着海红的足迹，我看到这部长篇达到了现在的体量，这是我动笔之初未曾想到的。而海红也最终成为这部近四十万字长篇的第一女主人公。我看着她，仿佛看到了自己。

　　范：这部小说对您的意义何在？

　　林：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有难度的写作，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物，如此深长的时间来到我的笔下，我也从来没有如此地感到自身和人物的局限。我的笔记本写满了六个，还不包括只写了半本的那另外两个。我不断地增添内容，同时谨慎地删去一些篇章。我还神经质地一再给这部长篇以新的命名，但每次命名又都觉得不甚满意。定稿最终删掉了许多——有十几万字被废弃了；书名也从在《十月》发表时的《北往》变成了《北去来辞》。虽然有的朋友不喜欢现在这个题目，但我一意孤行。三年来我有时坚定，有时犹疑、徘徊，但始终感到内心还是满溢的。

　　范：您是广西人，现居北京，这部小说也以“人在北京”为主题。您怎么看南北差异？“北方”或者“北京”在您的小说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林：《北去来辞》大概不能说以“人在北京”为主题，我觉得它的主题是复杂的，其中包含：一个人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如何安顿自己、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人怎样才能承担自由，等等吧。其实说这些比较无趣。

　　在《北去来辞》里，南北差异主要是边缘与中心的差异。北京在小说里是一个文化中心，是文学青年实现梦想的地方。

　　范：《北去来辞》以一对知识分子母女和一对农村母女为主线，这样的结构出于怎样的考虑？有怎样的含义？

　　林：简单地说，有一点对比的意义。多一个维度，小说就可以丰富一些。

　　范：对于故事中的“90后”女孩，您认为这一代人有何特点？您通过怎样的途径去观察、理解她们？并如何去表现她们？

　　林：我不怎么喜欢总结一代人的特点。书中的雨喜和春泱都不能算是一代人的代表，而是这一个。雨喜比春泱着墨多，她生机勃勃，奋勇向前，但她代表的也不是“年轻一代女性”，而是一种生机，一种生命的力量，向上的力量。而“年轻一代”也会有不少人比较颓废虚无消极，她代表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类生生不息的愿望。或者，她什么也不代表，她只代表她自己。

　　范：《北去来辞》中是不是有很多话题与当下热点结合紧密？女性写作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个人化的叙事，即便是笔触写到社会现实，与男性作家的重点也会截然不同。您如何理清创作和当下之间的关系？您的社会活动多吗？

　　林：首先我不认为自己“结合紧密”了当下热点，是人物生长在时代中，谁都不可能生活在时代之外，我希望看到我的人物在时代中的纠缠。我不存在书斋书写的问题，并没有把自己关在一个象牙塔里。我没有社会活动，我不是公众人物。

　　我竭尽所能，要让海红突破她与现实的疏离感，同时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与世界的真切联系，若非如此，人的存在怎能够真确？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与他者、与世界才能共存。真希望一直走在一条辽远的漫漫长途上，做一个与天地万物风雨同行的人。

　　世界到底广阔，除了人类社会，还有大自然，以及深远处的宇宙。对于人类面临的种种困境，我常常心怀忧虑。不过，一个九零后的女孩对我说：如果人类被自己折腾灭绝了，那说明这个文明已经腐朽，就让它灭绝好了，肯定会有新的文明诞生。

　　范：《一个人的战争》被王德威先生认为是“九十年代女性叙事的蓝本”，《玻璃虫》被视为您对八十年代的缅怀，《致一九七五》看书名就可以联想到七十年代，而《北去来辞》一下子却扭转到当下，这个转变是自然而然，还是有一定的触发动机？那是什么？究竟是因为您已经将“七”“八”“九”三个年代观察完毕，自然转到当下，还是说这是来自内心的书写冲动，并非刻意为之？

　　林：是生活来到了新的世纪，时间积成了山峰。是汉水流入了长江，长江流入了大海。话这么说可能完全是错的，就姑且这么说吧。对错在这里没太大意义。

　　我并不着力于“反思”和“观察”时代，我希望更多反思自己，反思和观察时代都需要超越时代，我并不超越于时代，我就在时代之中，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在时代中滚爬过来，百感交集。以前我们总是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某种“超越”，这种站在高绝处的立场很容易“隔”，不容易血肉相连。我现在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那种切肤的百感交集，那种复杂的五味杂陈。

　　范：有评论认为，这部作品中，您的笔触比以往的作品多了人间烟火与温热，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如果是，这样的转变是因为怎样的原因？如果不是，您觉得是否延续了一贯的风格和思路，又是否有创新呢？

　　林：《北去来辞》跟过去的写作肯定有所不同。自我的半径需要扩大，不然这个自我只是一个逼仄的自我。《北去来辞》有自我的世界与外部世界的交融，与世界交流是为了自我的丰盈和坚实。我觉得这次是往前走了一步。通过对自我的审视来认识世界，认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北去来辞》的一个重要内容。

　　写完《北去来辞》，感到自己身上出现了一个更有热情的写作者，感到有一处源泉正在被自己撬开。
　　
二
　　　　　　　　　　　　　　　　
　　我问林白，《北去来辞》和当年的《一个人的战争》（两部作品相隔差不多20年时间）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的提出，在于之前在采访苏童的时候讨论过的一个话题，每一位作家，无论他或者她是以先锋姿态、独立姿态或者女性姿态进入到文学创作里，到了一定年龄，往往会把叙事放置于一个跨度很大的时代里，热衷去讲述一个和年代有关的故事。这似乎是一种瘾，会传染的瘾，又似乎是每一个已经具备阅历的作家，在这个时间点上的回望——从年轻到成熟，这是一个作家对人生的回望。

　　范：《一个人的战争》被视为“九十年代女性叙事的蓝本”，应该说，它其实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写法，几乎从那时候开始，女性细腻敏感的内心，以及从前很少提及的欲望，都能更为从容地展现在文字之间。您是否在创作时已经意识到？这部作品的创作动机是什么？

　　林：谢谢你的评价。《一个人的战争》完成于1993年9月，首发于《花城》杂志1994年第二期，到今年已经二十年了，即使我能回忆当时的“意识”，恐怕也是不准确的了。

    创作动机？哪有那么多动机的，只有一种野蛮的力量，一种蛮力，一种野性。

　　范：您自己如何评价《一个人的战争》？

　　林：不如《北去来辞》丰富。但我还是认为，《一个人的战争》有一定的开创性，从前不太提倡“个人”，当然现在的主流价值观也还是更强调集体。

    范：您曾经说自己不是一个入世的人，那么这种不入世的状态，给您的创作带来了什么？又给您的创作阻碍了什么？

　　林：以前我不愿意装修房子，现在打算装修，所以我觉得现在自己比以前更入世了。不过我上个月在云南练习打坐，还抄心经。往不入世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这么说吧，我比以前更入世，同时也更希望修炼自己出世一点。

　　说实在话，除非不上网，上网就是红尘滚滚，出什么世呢！还远到不了那一步。

　　范：女性叙事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作品中个人经验在发表最主要的演讲，作品中的一人一事，甚至一草一木，很可能就是个人经验的投射，而不仅仅是他们本身。是否如此？

　　林：个人经验是这部书中至为重要的内容，这意味着，除了我把自己的个人经验给予书中的人物，同时也必须为书中的人物找到属于他们的个人经验。
 
    个人经验是一种实感经验。“实感经验”这个词汇来自复旦大学张新颖和刘志荣的一本书，我一下十分喜欢，实感——具体、鲜活、生动、丰富，不可以被理论、观念所充分涵纳。在虚构性和创造性作品中，它给作品带来不可化约的品质，从而使我们不至于沦为观念的传声筒。充沛的感性体验（而不是某种“高于生活”的理论）是我多年来不竭的源泉，在《北去来辞》写作的漫漫长途中，我再一次凭借着它，前所未有地，写出了自己在这个时代的百感交集。

　　范：您曾被认为是“个人化写作”和“女性写作”的重要代表人物，您也一直在表现跟女性相关的一切。除了您本身是女性这一因素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促使您一直以女性为主角和观察对象？很多女作家拒绝“女性作家”、“女性叙事”这样的标签，您是否认同“女性作家”这样一个标签？或者您觉得它毫无意义？

　　林：前两天有一个记者问我：“您的作品女性意识强烈，您为何对女性主义文学如此热衷？”我说对不起，我对女性主义写作完全不热衷。但我对女权主义持一种尊重的态度，我觉得女权主义是争取女性作为人的一种基本权利的思想。

        我想，任何一个小说家都不会高兴别人说自己是某一种类型的作家，这会窄化自己的作品。不记得是谁说的了：主义是一种现代病。主义是很容易排斥异已的。把自己界定为女性写作也同样是画地为牢的做法。

　　范：在上世纪末，卫慧和棉棉掀起一波女性写作（也被认为是“身体写作”）的争议。您怎么看待您之后的女性写作？

　　林：我不会特意去看“女性写作”。

　　范：您一直以女性作为笔下最主要的人物，那么您会否在未来的创作中，以男性为主角来创作呢？

　　林：很难说。

　　范：和现在的《北去来辞》相比，当年写《一个人的战争》，今昔对比，您自己有什么变化？

　　林：有吧。从这两本书的变化可以看出来。

　　范：近期在创作什么？下一个重要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林：说了就把气泄掉了。
　　
三
                          
　　范：1996年您辞去工作，开始自由写作，为什么会这样选？居住北京，生活压力可想而知，您现在在北京的生活如何？怎么看待这种生活？

　　林：当年从广西来北京是小镇文学青年向往文化中心，现在住在北京是一种习惯。相对来说，住武汉的生活压力要小得多，住小城和乡下会更小。打算每年都在乡下和武汉各住一段时间。

　　范：谈谈您在武汉的生活，日常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武汉这座城市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您对武汉的看法又是怎样的？

　　林：武汉很好，武汉的单位很好。我在武汉的房子也很好——在发展大道，一个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地方，毫不封闭，完全不象牙塔，从大街上走回，要闻许多炒菜的油烟味。鼎沸，热气腾腾。经常有人打架。出租车进去容易堵，适合步行。去年我接母亲来住，她非常满意，表示每年都要来住一住。

　　武汉的地理环境也不错，恰在中部，连通东南西北，又有大江大湖，永远不缺水。汉口的江滩公园最让人舒畅，估计武汉的长寿人口就出在每天在江滩公园锻炼的人。东湖也不要票了，以前我住新华社湖北分社院子的时候好像是六十五元一张票。

　　我打算将来长住武汉。武汉对我的创作有直接影响，如果没有武汉，我不可能安心写成四十二万字的《北去来辞》，目前物价飞涨，没有武汉文联，我大概连鸡蛋都买不起。有一首诗我是这样写的：我把毛病献给武汉，武汉却给了我长江。武汉有一种五湖四海的胸怀，有长江和大东湖，不但激荡我的创作，也激荡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