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底层写作”成为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在创作界蔚为壮观，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底层题材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这一写作方式的两大特征。不过在理论与创作上，“底层写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将着重分析“底层写作”与“纯文学”思潮、“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传统的区别与联系，希望能为“底层写作”的发展提供一种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1、底层写作、“纯文学”与现实主义

　　“底层写作”思潮可以说是对“纯文学”弊端的一种纠正，它使人们关注以往视而不见的群体，让人们看到了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也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不再将文学当作孤芳自赏的“玩意儿”，这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不过，当我们将“底层写作”视为对“纯文学”弊端的一种纠正的时候，并不是要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之作为对“纯文学”的一种发展或“扬弃”。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底层写作”与“纯文学”在某些方面的追求是不同的，但如果在更大的范围来看，它们则体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它们不同于“主旋律文学”制造的意识形态幻像，而力图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写出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心理；同时它们也不同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模式化与对大众心理的简单迎合，而力图以严肃的艺术态度进行创作，写出优秀的“作品”。如果我们将“底层写作”与“纯文学”简单地对立起来，我们就无法看到它们在反抗新意识形态与商业文化上的共同性。正是在对现实与此二种文化的反抗中，“底层写作”与“纯文学”发展出了不同的精神、艺术追求的路向，如果说“底层写作”更注重对现实不公的反映，更注重对民主与平等的追求，那么“纯文学”就其本意来说，则更注重形式探索与精神自由的追求，这二者本应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其次，“底层写作”不应忽视“纯文学”所进行的形式探索与艺术创新。探索与创新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内在应有之意，而不限于“纯文学”。如果说“纯文学”的不足之处在于将探索仅囿于形式与“内心”，其流弊甚至表现为无病呻吟；那么“底层写作”便应立足于当下的中国现实，在表达自己的观察与发现的同时，在叙事艺术上进行探索。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当前“底层写作”的绝大部分作品所采用的，也为不少批评家所提倡。但现实主义也面临一系列问题：何谓现实与真实？如何才能认识现实？主体是否有认识的能力？这些问题的提出，不是要将现实主义抛弃，而是为之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新的可能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正是因应上述问题而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现实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卢卡奇终于认识到卡夫卡也是“现实主义”，为什么加洛蒂将毕加索也看作现实主义。如果现实主义不能面对这些问题，而依然停留在旧现实主义的观念上，认为一个“完整的主体”可以“透明”地“反映”现实，那么则不但不能面对现实中的问题，也不能真正面对人类的精神困境。正是在这些方面，“纯文学”的一些探索提供了一些经验与积累，如果“底层写作”不能借鉴这一方面的遗产，则只能在低水平上简单地重复。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些批评家，如李建军等提倡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多年来的文学创作大体可视为两个方向，一是“主旋律文学”，这些作品大体是粉饰现实的，它们以各种艺术手段来论证现实的合理性，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二是“纯文学”的探索，这些作品则局限于个人内心世界的挖掘，以及形式实验与想象空间的开拓。这两方面的文学创作，都无视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现实，所以既为读者所疏远，也无法为变化中的中国提供写照。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倡现实主义无疑是正视现实的一种努力，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正如以上所言，“现实主义”本身也并非毫无问题，与现实主义相联系的一整套世界观、认识论已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在新的思想视野中考虑问题，那么则无法面对复杂的现实，也无法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所以我们既提倡面对现实，同时又将“现实主义”做更为宽泛的理解，我们应融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世界的把握与思考，在新的创造中发展出新的叙事艺术。如果将现实主义的理解仅局限于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那么我们最好也只能写出模仿当时大师的二流作品，这一点应该引起注意。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现实主义”中融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因素时，并非为点缀而融入，也并非为融入而融入，而是在面对现实时不得不然的选择，融入的过程应该是深化思考的过程，也是面对现实的过程。这一“融入”应该加深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与认识，而不是相反。陈晓明敏锐地指出，在一些描写苦难、描写底层的作品中存在“美学脱身术”的问题，即它们不是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中的问题，而是以其“审美”遮蔽、掩盖、颠覆了现实与对现实的叙述，以想象性的解决弱化了问题的尖锐，——这样的创作方式是不足取的。面对现实，这样的写作应该更敏锐，更深刻，更有力，旷新年指出“底层写作要用鞭子狠抽”，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2、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的传统

　　在某种意义上说，底层写作是“左翼文学”传统失败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其复苏的迹象。“左翼文学”也可以称之为“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或“人民文学”，其特点是追求社会平等、反抗阶级压迫、强调人民性与现实批判。从较为宽泛的意义来理解，这一文学潮流从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争开始，经过了30年代“左翼文学”、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以及此后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不断边缘化，这一文学潮流便基本上被抛弃了。

　　“底层写作”的兴起，与19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这一变化催生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纯文学”论争等思想界、文学界的辩论有关。这一写作倾向的兴起，因其与最初的“左翼文学”的追求又颇多相似之处，也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左翼文学”的传统，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为“底层写作”能健康、长远地发展提供借鉴。如果我们不能充分正视“左翼文学”的传统，那么“底层写作”也将行之不远。

　　在“文革”结束之前，“左翼文学”的一体化笼罩了所有的文学创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对其进行较为客观的总结，而在1980年代，“听到或见到的都是对“左翼文学”的声讨和否定，尤其是延安时代的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文学，被不少理论家判定为是一种文学的倒退，被整个儿扒拉到其时已经声名狼藉的极左政治垃圾堆里去了。包括对一些作家的评价也完全颠倒了过来。这当然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人的“觉醒”以及对文学的主体性询唤有关。”
 
　　20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吸取“左翼文学”的教训，但对其“经验”研究得不够，其实“左翼文学”也有不少值得汲取的经验，比如民族形式的追求、“大众化”的追求、直面现实的精神，等等，这在我们关注“底层”时仍是值得借鉴的。真正的问题乃在于我们能否不以意识形态的偏见来看待“左翼文学”，在关注底层时借鉴其经验，力避其教训，否则很有可能走进一个新的轮回，而这是对现在的作家和理论家提出的一个重要挑战。

　　在我看来，“底层写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乃是理论建设的不足。我们可以将“底层”理解为一种题材的限定，或者一种“关怀底层”的人道主义倾向。但除此之外，却缺乏更为坚实有力的支撑，甚至“底层”的概念也是暧昧不明的。在这方面，蔡翔、南帆、刘继明等一些学者已经做了一些研究，但这仍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从左翼思想的脉络中来看，“底层”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左翼思想面临困境的一种表现，但也预示了新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无产阶级”、“人民”等概念已经无法唤起更多人的认同，无法凝聚起社会变革的力量，我们必须在新的理论与现实资源中加以整合。《帝国》中提到了“mutiletid”的概念，以之代替“人民”，作为未来革命的主体，也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底层”是一种结构性的概念，在任何社会、任何理论资源中，都可以找到“底层”，它一方面可以整合各种资源，另一方面比较含混、模糊，不像“阶级”的概念那样鲜明、界限清晰，但这也似乎正表明了当前社会暧昧不明的状态。

　　在理论方面，“左翼文学”拥有颇为丰富的建树，鲁迅、瞿秋白、毛泽东、郭沫若、茅盾、胡风、周扬、冯雪峰、丁玲等，都提出了新的命题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们的论述不仅为“底层写作”提供了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而且马克思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也为“底层写作”如何容纳、吸收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思潮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底层写作”如果不能吸收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资源，那么便只能停留在陈旧的状态，而如何将这些思想资源与中国的现实与文学现实结合起来，“左翼文学”的经验值得汲取。

　　“左翼文学”的最大教训，则在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宣传、控制的工具，并在逐渐“一体化”的过程中，不仅排斥了其他形态的文学形式，而且在左翼文学内部不断纯粹化的过程中，走向了最终的解体。在这一过程中，“左翼文学”逐渐失去了最初的追求，不再批判不公正的社会，也不再反抗阶级压迫，逐渐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而如今，对“底层写作”来说，如何对新意识形态保持足够的警惕与距离，如何在持续的发展中保持自身的批判性与倾向性，乃是最值得关注的。“主旋律文学”与商业性的大众文化在当前处于统治性的地位，它们将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体系在全社会普及开来，不仅塑造了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而且改变了他们对价值观念的接受机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权力与金钱还从来没有占有过如此重要的地位，如今它们对社会的控制无所不在，并深深潜沉在人的意识与无意识深处。如何打破这铁桶一般的控制，不是“底层写作”所能做到的，但“底层写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上我们分别论述了“底层写作”与“纯文学”思潮、与“左翼文学”传统的区别与联系。总之，我们20多年来“纯文学”的学费不能白交，近50年的“左翼文学”传统也不能白白丢弃，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扬弃，融会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学，如何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乃是“底层写作”真正的问题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