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奇云

汤奇云：我是2001年从上海博士毕业来到深圳的。可以说，我一直是深圳文学的阅读者、跟踪者。深圳早期的打工文学作品，大量刊发在《宝安日报》上。我经常给那些作品写评点。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了深圳文学的非虚构性特征。后来我把它总结在我的一篇学术论文《深圳文学启示录》里。因为对于早期深圳的作家来说，他们在深圳早期城市化进程中的“打工”生存，就有足够的文学性和传奇性来打动你。因此，他们早期的作品就带有极强的非虚构性。

 

后来我也反思了一下，“深圳十大佳著”中对“非虚构文学”的评选，正好是十年，取得了如此丰硕而独特的成果。这与深圳早期的打工文学的非虚构写作是有紧密联系的。2010年，《人民文学》打出了创造“非虚构文学”的旗号。深圳自然而言成为了最早响应者。到今年，“深圳十大佳著”的评选正好十年，这两个时间段，是大致重合的。深圳产生这样的非虚构写作潮流，这与早期打工作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50多本非虚构作品，确实呈现出了多种情形的文学形态。如果以传统的文学标准来衡量，除了有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王国华的《街巷志》系列等已为业界所认定的“经典性”非虚构作品；还出现了大量的“非文学”性作品。比如，唐际根的《此处葬曹操》，就完全是考古笔记；南兆旭的《深圳自然博物百科》，就是一本博物学词典；像《茅洲河》，几乎就是电视纪录片的文字版。显然，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和探索，非虚构写作已经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形态。那么，非虚构文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形态？它的美学理念是什么？美学追求在哪里？发展趋势会怎样？可能我们此时身在庐山中，确实有些看不清。但是我觉得，有两点是确定的：一是非虚构文学的理念源头，二是我们十多年来创作的非虚构文学的书写。这两点已经固定了下来，可以供我们做一观察和思考。

 

因此，我要说的第一点是，我们不妨正本清源，回溯国内“非虚构文学”理念的源起。2001年《钟山》杂志的第二期就明确开设了“非虚构文本”栏目，但一直没有多大动静。硬是到了2010年，在《人民文学》的倡导下才兴起了这个写作浪潮。这十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人民文学》的地位更崇高一些，更有号召力一些吗？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结构在这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全国人口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进入到了65%。这也对应了非虚构文学的原产地美国。他们提出的非虚构文学，就是产生于城市化、工业化和科技化这“三化”的浪潮之中。

 

美国最早提出非虚构文学，就是因为这“三化”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人们价值观的变化。以前，美国文学主要是受英国文学传统的影响比较大；后来，由于他们自身生存状态的变化，使得他们对原有的文学传统有点反感。这种工业化、科技化以及城市化，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化；从而使得他们对文学艺术有一种新的期待。一是苏珊·朗格在他的《艺术问题》一书里谈到的，要求文学叙事的节奏要快，叙述的频密度要加大，信息量要加大，以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效率主义。二是文学要对现实生活中个体生存的一些焦虑、压力要有反映。三是在回到现实前提之下，他们还要表达他们当下的情感诉求。主要就是在现代物化生存状态下，他们自己的情感诉求要得到表达；而过去的文学样态难以满足这种文学期待，因此就有了“非虚构写作”的提出。

 

当这一写作理念“舶来”到我们国家的时候，正好是我国经过工业化、城市化，来到了人口大迁徙时期。尤其是科技化中的信息化，带来了网络世界里真假信息的混杂，让人们对这一全新世界的认知和解读，产生了真真假假的困惑。2010年，当《人民文学》提倡非虚构写作的时候，就得到了我们广大写作者的响应。因此，我觉得，它主要的背景就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个非常重要。

 

这一观点，还可以在一个文学事情上得到印证。2008年，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这个写中国当代乡村政治改革的小说，被德国总理默克尔作为国礼送给到访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这在中国文坛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这说明德国人也是通过中国当代文学来了解中国当下状态的。而在中国当代文学里，写实的东西太少了，这是不能反映中国当代生活的。紧接着在2010年《人民文学》就提出了“非虚构文学”的倡议。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的时间是很吻合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于我们文学生产体制。只要我们仔细回顾，自从解放以后，其实我们的作家几乎都是生活在城市里、书斋里，几乎都是生存在体制里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驯化的文化动物。因此，他们与社会、生活有了隔膜。尽管自90年代以来有过新写实、新历史主义的写作浪潮；但文学依然沉浸在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以及对历史的戏谑之中。因此，急需有一种对现实有针对性的、对个体理性精神有倡导的文学。因此我认为，深圳非虚构文学恰恰是诞生于这个大潮里。因为深圳恰恰是一个完全由内地移民构成的现代化城市。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这一新型城市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外，深圳文学中的非虚构写作，虽然呈现出多元形态；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深圳作家在写作中渗透了一种全新的市民意识，或者称为公民意识。他们在写作中，往往参与到对社会公共事件的议论或公共理性的建构；从而使他们的文本呈现出鲜明的现代都市文化建构的特点，而不再是单纯的“干预现实生活”。比如《茅洲河》，就有很强烈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此处葬曹操》、《深圳文学的十二副面孔》等非虚构作品，也有很强的学术理性。给人的感觉是，现在的写作不能仅仅只靠趣味和想象，还要靠你的学问。需要作家从自己的生活中走出来，通过你的田野调查、你的专业性访谈，去获得的那种实实在在的事实性真相。

 

这就使得深圳的非虚构文学有三个很明显的特点。一是题材的当下性。主要表现为对社会边缘群体，乃至过去我们所忽视的生态种群现状的书写，且特别强调作家的在场体验与专业见解。二是不再追求所谓知识上的真理性，而是追求事实上的真实性。这是与以前的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文学的不同之处。这一点，也可能与人们对当下知识界的所谓“砖家”充满了不信任有着紧密的关联。三是在文体形式上，有着摆脱现实主义文学的“史诗”情结的倾向。他们不再去建构一段宏大的历史，而是着力呈现作家们自己的公民意识和人文情怀。这可能是目前深圳的非虚构写作最突出的特点。

 

现在，我们无疑看到了“非虚构文学”这个理念的开放性。它让我们作家队伍在扩编；它也让文学书写的领域得到极大的拓展。似乎什么都可以写；也谁都可以写。但这里面也有一个让我们感觉到有隐患的地方。这就是，它有可能使文学失去自己的边界。文学赖以独立存在的艺术性在丧失。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非虚构并不是反对虚构、反对想象，而是要超越虚构、超越我们过去的文学想象。非虚构文学的本质属性，依然是文学性；只是这种文学性内含的趣味发生了改变。因此，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在场性情感体验及其生命诉求，永远是非虚构文学的美学基础。由现代都市理性所引发的物化生存，不仅应该成为文学的批判对象；由此而召唤出的人文诉求，也依旧是非虚构文学需要重点表达的主题。

主持人 高建平：谢谢汤奇云老师系统地总结，也可以写成一篇文章了。下面有请王樽老师发言。

 

 

王樽

王樽：各位好，我争取在三分钟之内把话说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后面的老师们。

 

我个人的阅读习惯和写作意识，跟石林兄的习惯恰好相反，我其实更看重虚构的写作，从年轻到现在，自己读的书也是虚构为多。前两天我参加了一个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讨会，结果发现，现场只有我和两三个人通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现场有很多学者，我居然是极少数通读过的一位。我对虚构作品一直青眼有加，记得20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略萨，他的获奖演说辞题目就叫《虚构颂》，里面讲到的内容，一直让我有很强的共鸣感。

 

2015年，我的随笔集《人间烟火》获第二届“十大佳著”荣誉，当时自己觉得还很意外。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恰好也是一位非虚构作家——白俄罗斯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得当时自己作为代表发言，还顺便提到了这个细节，以为是非虚构写作的一个高光时刻。

 

回顾十年来“十大佳著”中非虚构类作品的评选，可能我是唯一一个将写作与电影相勾连的书写者。刚才国猛主席也说我是搞电影的，其实，我自己并不这样界定，从本质上说，我并不是搞电影的，而且在各种公开场合，比如参加一些公共活动，别人介绍我是影评家，我内心是不大认同的。如果留意，看过我书的人会发现，我所有的写作，几乎从来都不具体评论电影，比如电影编导演的各个层面，我从不做高下优劣的评论，更不对电影的技术层面作评判和分析。而且我在写作中会有意强化这一点。因为，我写作的本意不是评论电影。从根本说来，就像作家会选择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人群，我的写作也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只是我比较熟悉电影，电影是我写作的题材，或者说电影只是我的建筑材料，是我写作的素材而已。

 

因为工作原因，我跟电影之间发生了比较多的联系，包括编、导演、演员各个层面，也都有一些朋友。有一年，瑞典有个剧作家，是瑞典人，和他的来自印度的太太人合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剧本译成中文名类似《怒海奇侠》的意思，表现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女海盗郑一嫂的故事，郑一嫂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恰好还是广东人，她和丈夫、情人的传奇经历都跟广东有关，是明清时期世界级的大海盗，也是中国侠盗文化里最有名的真实人物。这个剧本完成后，辗转通过瑞典一位华裔电影人找到我，想帮忙寻找投资方，后来我还联系了中国几家颇有实力的电影公司，因为这是一个古装的史诗级大制作，没有大的投资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推进了很久，大家知道，太多的电影都会因各种各样的因素中途搁浅。这部也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完成，曾经一度差点儿可以促成。

 

因为接触这个题材，当时我查阅了很多关于郑一嫂的资料，但非常之少，有些研究中国海盗史的人都不太了解。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博尔赫斯写过一篇跟郑一嫂有关的小说，我们翻译成“金夫人”，名字是个音译，好像是以她丈夫的姓作为篇名，那篇作品也是博尔赫斯一贯的风格，很短，大概就两三千字。我酷爱博尔赫斯的文字，差不多通读了他的全集，他的全部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就是五大本。重看《金夫人》让我重新审视博尔赫斯，从前我从未想过，博尔赫斯的写作与非虚构有关，大家都知道，博尔赫斯的写作以诡谲、玄妙、神秘感、奇幻性著称，他的文字像水银泻地，有种难以言明的凛冽之美。过去看《金夫人》，没有注意到这是一篇非虚构写作，重新阅读此篇，有机会从这样一个角度观察博尔赫斯，反观他的写作，他在很多时候很多的作品，其实可以划归非虚构写作的系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观点，但我有这样的感觉，或者说是小小的发现，包括《金夫人》，以及他写但丁、莎士比亚，写《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以及对《圣经》、历史故事的重述，都是以纪实为基础的写作，他是用非虚构的素材转换另外的视角，创造了一种非虚构与虚构杂糅的写作。我曾反复读过他怀念一位逝去的女学者的文章，全文大概不到一千字，我觉得是书写怀人文章的经典，写得太精彩了。他实际只记述了一两个细节或与那人交往的一两个场景，更多的内容，是加进了自己当时和回忆后的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我也曾写过一篇怀念自己去世老师的文章，后来发现受到博尔赫斯那篇文章的影响，我写到疫情期间在上海的杨高路口如何与老师分手，她因为身体不便隔着马路与我挥手告别，那种弥天大雾下的道路，给我带来隔着冥河的感受。

 

博尔赫斯的写作跨越了非虚构与虚构的界限，也是跨文体写作，他的很多作品都既是小说又是散文又是学术小品，甚至同时是诗歌，顺便一说，伟大的作家都有跨文体的一面。比如鲁迅的《故乡》、《藤野先生》、《故事新编》，都是多种文体的交集。

 

从前我一直对虚构的文学非常看重，主要是因为有超级虚构能力的作家非同寻常，我羡慕他们的非凡想象力。他们可以无中生有地创建一个世界，创造各种情境，甚至是创建各种性格鲜明的人物。很长时间我都有这样的理念。

 

重读和观察博尔赫斯的写作，让我获得这样一种认识和观点，包括博尔赫斯在内，很多看似以虚构写作而扬名世界的作家，可能在某些方面，或者在很多方面，其实是所谓非虚构写作。这也算是自己一种观念上潜移默化的改变。

 

所以，今天如果我来判断所谓非虚构写作和虚构写作的时候，我想说，非虚构写作也跟虚构写作一样，也可以去创建一个世界，至少是发现一个世界。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 高建平：谢谢王樽老师从他个人的经验，给我们讲了非虚构写作的另一视角，下面请《香港商报》副总编辑王军发言。

 王军

王军：谢谢高主席！首先感谢国猛主席、爱成主席，将研讨会的地点放在我们报业的会议室。《香港商报》1952年创刊，是爱国爱港在香港的主阵地。《香港商报》还有一个重大的责任，连通内地、香港及海外。所以我们今年去年做了一个重要工作，把深港之间的历史文化连通起来，开启了《港深地名故事》系列报道，参与了深港各界纪念新安县建县450周年系列活动。明年我们拟与深圳市文联、市作家协会合作，组织内地，尤其是深圳与香港文学界，开展交流合作。促进深港心联通，增强香港青少年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

 

这次研讨会缘起 “深圳十大佳著”评选。“深圳十大佳著”评选从2014年到今年，正好是十年，十年100本书。这个评选是双年一评选，单年评选虚构（小说与诗歌）作品，双年评选非虚构作品。非虚构评选搞了五届，十年50本书，我多次参加了评委工作。

 

梳理一下“深圳十大佳著”非虚构作品，这50本书，特点还是很鲜明的。从这50本可以看到，深圳的写作队伍很庞大，这里面专业写作者的比例不是很高，大量是业余作者。业余作者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而且题材也非常广泛、庞杂，不光是传统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随笔、散文，连考古、历史，包括科普，都涵盖其中。这个非虚构，我们也在界定当中，到底是怎样的定义？我们还要探索，根据我们的变化以及实际需求，不妨把它放得宽泛一点。

 

还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媒体人是非虚构创作的主力军。从我面前摆的这几本书来看，《袁庚传》的作者是涂俏，她原来是深圳晚报的调查记者，搞过“卧底十元店”、探访艾滋病村，她去跑最前沿、甚至是危险的地方采访。她是很扎实的一名社会调查记者，并成功地转为非虚构的创作者。

 

实际上，媒体人大量转化为非虚构创作，主要还是因为情怀、有情感，主动性很强。像我们在座的王樽、石林、荣耀、国华等老同事，他们都是基于个人的情怀在进行创作。媒体人一方面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另一方面，他们跟大量的现实相接触，走出书斋，投入火热社会生活当中。文学，一方面是个人才华、个人情感的展示，还是介入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媒体人都有一种责任感，对社会、时代、现实有一种介入和参与感。在不自觉当中，他们成为深圳非虚构创作的主力。

 

我还研究了一个文本，我的老同事赵川，他是《深圳商报》的驻站记者，长期关注深圳的水资源水生态，先撰写了《茅洲河》，后来又写了《水润湾区》，就是生动记录了这个时代和现实。

 

另外，我觉得“十大佳著”也到了该出力作的时候。刚刚大家都在说中国在变，在这巨变中深圳可以说绝对是样板，是排头兵。我们一说深圳，最通俗的一句话就是“由一个小渔村，经过40年的发展变为国际大都市”。我觉得一个地域是否有文化话语权，不光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了，成了一线城市，文化就能得到他人的认可。这需要我们文化工作者、文学创作者构建城市的文化话语权，让深圳这个地方的文化、文学与这个城市的体量相匹配。

 

深圳确实有它的特点，首先，深圳不是深圳的深圳，而是全国的深圳。大家身带全国各地的文化来到深圳交流、碰撞，产生了这个土壤。这个土壤能不能产生一个新派的深圳文学和文化？我觉得它有这个先天的条件，这是很多地方不具备的。中国的历史有很多这种的，后来新兴的产生，产生了更有力量、影响更大的文化和文学。

 

深圳发展到现在，一方面是我们自身的城市巨变，另一方面又要跟香港广州一起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引擎，来带动大湾区，跟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同台竞争，从某种程度上说引领了我们这个国家跟世界进行竞争。

 

现在有一个新的提法是“未来之城”。深圳是“未来之城”，一方面源于它的活力、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是它的科技转化能力，未来和希望寄托于此。深圳还要先行示范，城市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这些都需要我们广大的文学创作者来记录这个时代、反映这个现实。这个时候，文学不能缺席，要体现我们广大文学创作者的担当和作为。

 

我觉得深圳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反映这个城市巨变、中国巨变，引领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大作品出现。深圳建立特区40周年的时候，我们跟爱成主席给《中国文化报》写了一组文章，其中就说到，深圳文学40年呼唤反映时代的大作品，这也是城市文化的话语权。这也是时代、社会、城市对我们的深圳创作者殷切期望。

谢谢大家。

 

主持人 高建平：谢谢王军总，我们需要努力做出符合深圳这个城市体量、文化的成就感，下面有请蒋荣耀老师。

 

蒋荣耀

蒋荣耀：在前几年我刚好参加深圳十大佳著非虚构作品的评选工作，有机会阅读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非虚构作品。我自己也参与一些历史题材的非虚构写作。借今天这个机会，我就历史题材的非虚构作品谈一点自己的感想。我写了四点感想，今天时间不够，我摘其中两点说一下。

 

第一，深圳有哪些本土历史题材可以进行非虚构写作？深圳十大佳著评了十届100本书，有50本非虚构作品，其中包括一大批历史题材优秀作品。以第六届为例，南翔《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张黎明的《大转折：深圳1949》等五部获评作品都是历史题材，四部都是纯本土题材。第八届三部获奖作品是历史题材，两部深圳本土题材。

 

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巨大的空白，或者说我们在拼“深圳历史写作”这个大图的时候，我们的拼图还缺很多块。

 

我们有一个说法，“深圳有七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一千七百年的城市发展史，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这个描述是基本准确的。我把这个时间线称为深圳历史写作的纵向坐标。横向坐标上我们可以探讨的主题是非常多的，包括经济、军事、教育、贸易、族群、人口、文化、艺术等等。如果将这些纵横坐标交织起来，我们就会发现深圳有非常独特的题材。

 

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将这个时间线和军事相结合（因为刚好王军以及其他几位都提到了军事题材），就会出现很多可以探讨的话题。比如深圳海防、明朝抗倭，与西班牙殖民者的战争。王樽老师刚刚提到的海盗郑一嫂，郑一好像还在大鹏生活过，当然更多时间是在香港等地。近代更不用说，鸦片战争、深圳抗英、、北伐、东江纵队，一直可以延伸到改革开放时期。实际上是一群军人最早来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我觉得打开思路，会发现深圳还有很多历史题材可以写。

 

第二，在深圳历史题材非虚构的写作上，我觉得比较明显的问题是准确性。要准确，重要的是如何获取可以信任的文献资料。目前我们历史书写，最大的问题是是假的错的东西太多。所以我觉得在深圳的历史写作里，我们要特别重视文献工作。

 

再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我接到一个约稿写一篇关于深圳观澜墟的文章。我查阅资料，发现绝大多数网上文章都是拼凑的，里面有很多是错误。后来我查阅到这个墟整个建设都是有文献的。这些文献留存下来，是因为这个观澜墟以前属于东莞，民国的时候东莞和宝安为了争夺这个墟市，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口水战，双方都写了很多材料报到广东省民政厅，所以这些材料全部保留下来了。哪一年成立，那几个村落地原始股东，每家的股份是多少，都非常清楚。另外，我也查了一些海外的资料，还有外国人来到这个繁华墟市，留下了一些照片。查到这些资料后，我写起来感觉顺手了。历史题材非虚构写作，虽然和历史研究不完全一样，但真的最大的功夫一定是在文献搜索。最近我一直在读深职院一位退休的英语老师写一些关于近代深圳的文字。前几天我们一起吃饭，我有机会请教他资料怎么来的。他因为有语言优势，有机会接触外文资料。近代史上意大利、德国、瑞士、英国、美国等国家都有人来过深圳，他们会往家里写信，他们的后人有些把这些信件送给当地的档案馆或纪念馆，这些档案数字化后，大家就可以看到。但是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要去这些图书馆档案馆去查找。

 

我看到有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就是现在深圳很多人暴扣年轻人都喜欢阅读深圳历史作品，越来越多非专业作家也加入到历史题材的写作。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一起来分享更多的历史文献，分享更多的获取历史文献的路径。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主持人 高建平：谢谢蒋荣耀老师就非虚构写作怎么准确、怎么丰富、怎么落到细节，给我们举了一些很生动的例子。下面请《深圳青年》杂志副总编辑黄东和先生发言。

 

  

黄东和

黄东和：谢谢高主席。各位老师、大咖，很高兴，我作为一名为文学活动做了一点服务工作的工作人员，很荣幸有机会来聆听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首先是感谢，其次我也介绍一下我们做的文学活动。这个活动相当于是深圳文学界的一个庙会，大名叫“深圳全民写作计划暨深圳社区文学大赛、睦邻文学奖”。11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动员深圳这个城市当中，有一点文字表达能力、爱好文学的人一起来书写这个城市，所以这个文学活动的门槛其实不高，只要你写出来的是文学作品，内容是跟深圳相关的，并且不违公序良俗，就可以参赛。这件事情坚持了11年，每年365天不间断地进行，号称永不落幕的文学大赛。11年来，有3万多个写手IP参与赛事，我们在座的深圳文学工作者相当多的都被我们拉来做评委，每年辛辛苦苦地去阅评文章、提名作品，像葛老师、有顺老师、汤老师、黄灯老师等都做过终评委。这件事情，我们坚持了11年。

 

11年来，我们所做的这些事，实际上还没有浮出水面，或者说刚刚浮出水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我们参与了十年来深圳最大规模的非虚构系列丛书的创作出版。刚刚王军总也讲了，2016年以来，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实施了一个大型的非虚构图书的系列出版计划，名叫“我们深圳”，到现在已经出到了快50本，这其中的5本是我们策划的，我们去找的钱，我们去组织人来创作，还有5本左右是我们鼓动、参与做起来的，加上已经纳入出版计划正待出书的，还有好几本。相当于说，这50本系列图书，我们至少直接参与创作了10%，间接参与了20%，这并不包括像王国华老师的《街巷志》。

 

为什么文学庙会这种性质的活动，能够带动很多的文学爱好者浮出水面参与深圳题材的文学原创活动？我觉得首先还是在于我们起题起得好，我们管它叫“社区文学”“在地文学”，就是设计一个与深圳有关的大题目，所有的文学创作必须以深圳为题，与深圳有关。不管你写的是什么体裁，也不管你文章的篇幅，但是你创作的文学题材，应该跟深圳有关系，这个设定设得比较好。在这个基础上，一方面是考文学功夫（文学表现力），二是考在地研究能力（研究力），对这个城市要有所研究，才能写出像样的非虚构作品，可能虚构写作更重在对于文学的表现力和想象力。但是非虚构写作，需要对当地、在地以及城市现实有一定的研究，并且对于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要有一定的判断力。文学表现力、在地研究能力、趋势判断力，这三个方面加起来，才能写出感人、有影响以及值得看好的非虚构的文学作品。

 

我们用的方法，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说的，应该说也是跟深圳相关的。深圳有互联网基因，我们用了互联网的方式来做文学赛，而不是逆着互联网的思维来做。在文艺圈、文学圈，一直有一个看法，觉得互联网是碎片化的、阅后即焚的、纯文学性不强的。但我们恰恰是顺着互联网的思维，用互联网的集成力来建立新的文学秩序、文学生态。先是让大家低门槛进入，定好规矩，然后一步一步进行筛选。我们从社区/街道/区/市这样一级一级来，遴选精品。首先是文友互评，然后是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推选、提名，最后是国家级的文学大咖进行综评，周冠军、月冠军、年度冠军，循序渐进，实际上是打通了从草根创作到文学殿堂的这条星光大道，应该说它在深圳这个城市的文学乃至文化生态的解构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能够很好地集成深圳这个城市的新鲜经验。刚刚有顺老师也专门讲到了经验，包括城市化经验、工业化经验，深圳的城市化经验、工业化经验还不同于以往的英国伦敦、近代上海这样的城市的工业化经验，而是跟当代技术潮流密切相关的全新的工业化紧密相关的，也跟中国商业社会发展中断了若干年之后，中国人重新进入这个社会的新的商业体验有关系，当然，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文学，深圳也积累了互联网时代文学表达的经验。

 

11年当中，我们积累了近40万篇次的深圳题材的原创的文学作品和评论，绝大多数都还是没有浮出水面的，纳入“我们深圳”这套丛书的只是很少的作者、很少的作品，但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从水底下浮出水面。就像王军总刚刚说的，我们正在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作家和大作品的创作积淀素材、夯实基础。一方面是为新一代文学人才的自身成长以及新一代文学作品的不断完善，准备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大家的创作建立起了联系。基本上我们这几年请的文学大咖，至少60%以上是深圳以外的，包括李敬泽老师、苏童老师、格非老师，深圳出去的刘西鸿老师，等等，使得深圳的文学创作始终跟世界一流的高水准的文学创作建立起一种关联、一种联系，某种角度来说，它也是深圳文学生态变化的一部分。

 

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服务工作。今天有机会到这儿来，一是学习、聆听，二是表示感谢，感谢各位老师，谢谢文联、作协对于这个事情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支持。正好我们现在处于发展比较茫然的时候，正处于下一个十年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听一听，对我们以后的工作是有帮助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