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

黄灯：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好，因为我是当老师的，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我在深圳做的另外一个工作，非虚构教学实践。因为刚好葛老师也在这里，我还特别想探讨，非虚构在创意写作这块，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这几年，我也在这方面做了一点尝试。刚刚有顺老师讲得特别好，提到我为什么后来写非虚构去了？其实也和我写作学术论文多年后的心态变化有关，我希望找到一种能和自己生命经验关联度更高的表达方式。

 

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我转型非虚构写作后，自己由此受到了很明显的自我教育，我的内心越来越安静了，越来越笃定了，不会陷入对一些外在东西的追求，越来越能够接纳真实的自我，“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只能做这些事情”，而不会对生活有刻意的想法。我一想，既然非虚构写作可以教育我，我是老师，那我通过课堂实践，能不能让学生通过非虚构写作，也获得一种自我教育？

 

我在深职院四年，带着学生进行非虚构写作四年，整体效果非常好。我每次回到课堂，看到学生，我的内心就能立即安静下来。其实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学生有一些是抱着混学分的心态来选这门课的，我的学生大部分来自理工科专业，他们也不知道非虚构写作到底是什么，不知道老师怎么教他们。他们因为高考的时候分数不高，大多也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在整个应试教育链条中找不到什么自信，但真正通过课堂了解了学生以后，我发现很多孩子很有天赋，特别聪颖，也很有灵气，他们要不因为家庭关系复杂，要不因为获得的教育资源太少，或者一些别的原因，才克服种种困难，一步步来到大学的课堂。我在带他们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应该客观评价自己，就像我重新评价了自己一样。我们能不能先把应试教育的东西放下来，能不能重新建立我们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我们要重新审视我们的身边，审视我们是怎样长大的，我们跟父母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跟世界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告诉他们在深圳经验、深职经验中，去重新激活个人经验。

 

把他们带上路之后，就带着他们进入具体的创作环节。选题由他们讨论，最后如果写不下去，我跟他们说，你们就写自己的成长故事，很多学生写完以后让我大吃一惊。以前深职院的老师带着学生写作，不超过1500字，说写1500字以上学生就会有难度。我跟学生说，你们至少写8000字，学生不相信自己写得出，我说你们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写出来的。事实证明，学生做得到。以这个学期为例，我的课程刚刚结束两个星期，就有三个学生给我交了作文，最多一个学生写了一万八千字。我不能说学生写得都很好，但他们有一些表达就是大师级的，很有感染力。真正的文学，好像能够出现在这些不懂写作套路的孩子笔下，那种充沛的生命力，那种很细腻的情感，以及对世界的迷惑、困惑，都表达得很充分，他们的文字里有特别宝贵的东西。

 

我在想，如果今后要做创意写作的话，非虚构写作和学生的成长之间是可以建立一种关系的。去年我们还就此展开了专门的学术讨论，我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根据自己在广东金融学院和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实践，我感觉非虚构写作对学生特别有用。我的很多学生确实因为从事非虚构写作，改变了他们自己，我不能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真的改变了他们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以及对自己的认识。我们做写作的老师，以后能不能从这方面做点事情？

 

我就简单讲到这里。

 

主持人 高建平：讲得非常好，讲得非常有意思，其实我们的教育标准，有时候就是一种标准，很多人有一种失败感，这是很不好的，要鼓励孩子们写自己的故事。很多的作家，也是从写自己的故事开始的，讲得非常有意思。

 

下面请深圳市几个区的文学方面的工作人员和作家来讲讲。

 

 

秦锦屏

秦锦屏：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本来想着都是老师们谈经论道，我听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刚刚高老师点名点到了，我就简单谈一下，我想以“深圳非虚构写作十年为中心”这个话题来说，我作为非虚构写作者的参与者以及“深圳十大佳著”评审的见证者以及“十大佳著”颁奖的十年导演的角度，谈谈我对非虚构写作的简单认知。我从学生的角度来谈，在座老师如果觉得有不妥之处可以给我指出。

 

我可以简单提炼出三个关键词。

 

第一，写作的发力点。我觉得它的发力点有三个：智力、实力、活力。时间关系，我不展开阐述。

 

第二，在写作的向度上，可以归纳为：向前、向后、向上、向下，这也是写作的几个特色。

 

所谓向前，深圳的非虚构写作体现在它的先锋性上，比如关注到行业类写作，例如说手艺人的创作，还有电影，以及个人传记等等这些突出表现的，像南翔老师、王樽老师、涂俏老师等，他们非常具有突出表现，我们在非虚构的榜单上也能够看到他们的作品；

 

向后写作，体现在经典性上，比如在国潮文化的背景下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向经典致敬，向优秀的传统文化转化创新表达，也体现了丰富精神禀赋的创作，比如国猛老师、许石林老师的创作，我认为就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个向后既是方向性的向后，同时也是厚度的厚，就是向下扎根的厚度，向历史深处深挖的厚度，同时又具有前瞻性的创新；

 

向上，在时代症候之下的精神探索，对人生存在境遇的一种个人表达，比如程鹏、王顺建这样的人，他们创作的作品都体现了这样的特色；

 

向下，我个人觉得在一些作品的诗酒花茶、日常生活中的美与赞、美与感恩的一种表达，比如我们在座的王国华老师、时潇含等等，他们也是榜单中出现的作家。

 

第三，在审美特色上，我觉得有两个审美特点：既丰盈，又厚重，这体现在三个角度。

 

一是题材的广度，比如本土的书写、故乡的书写或者是侨寓文学的书写，侨寓文学是鲁迅先生一直提倡的写作方式，在深圳恰巧这三种方式都各有特色、各有体现。

 

二是心灵非常丰沛，体现在读与思的一种拓展书写、梦想与活力的一种表达，充分体现了作家对社会广阔性的把握以及对人情世态、世道人心的一种把握。

 

三是样貌的驳杂，体现在作家对于深圳乃至于自己眼下的河流、山川、非遗、人情等等真实、丰富的一种表达，也体现了多样丰富性的美学风姿。

 

我就简单谈这么多，请老师们多批评，谢谢。

 

主持人 高建平：下面请远人老师发言。

  

远人

远人：每一个作家最开始写作的时候，几乎都是从虚构作品开始的，非虚构能够超越虚构的话，就说明了非虚构本身具有的魅力，这点魅力在深圳作家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至少就我个人来说，像我在湖南的时候，我们在湖南文坛真的没听说过非虚构这个名词，到了深圳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词语。

 

当我和一些深圳的文学朋友加深了往来之后，能够感受到深圳确实是一个能够把非虚构文学做到极致的城市。为什么深圳可以做到这样？我觉得有一个让我感受很深的地方，深圳是一个经济特区，但因为有了非虚构，深圳成为了文学特区。经济特区，是政府给深圳的命名。但这个文学特区，是深圳一代、一代的作家共同努力而形成的。我们这几代的深圳作家，一定要把深圳特区真实的东西反映出来，这就是深圳非虚构文学之所以存在的最大价值。

 

主持人 高建平：下面请虞宵发言。

 

虞宵

虞宵：我在文学创作方面主打非虚构写作和散文写作等体裁。我认为非虚构写作离不开“在场”，离不开“田野调查”。

 

我定居深圳超过三十年，自诩“深三代”“老深圳”，长期深耕深圳的街道（乡镇）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可以说，我对深圳基层人文生态、社会民生等领域，包括就职过的所属街道办的每个村、每个工业区、每条街都“了如指掌”。平时我做得最多的就是“行走”，现在的热门词即“田野调差”，因而积累了大量、未经修剪的、粗粝的写作素材。在深圳这么多年，我一直忙于工作和生活，真正开始写作大概是在2010年，最早的是“故乡写作”，之后开始接触城市非虚构写作，写深圳、香港、广州，比如写的《三城散记》《二百五月薪记》《铜锣湾的夜》《街坊N章》《手工》《滴滴出行记》《搬家记》《夜场记》《宵夜记》《台风记》《黑白发线》《粤北婚恋记》等非虚构文本，并出版了5部散文/非虚构作品集。

 

我的非虚构写作，绝大部分是亲眼目睹过、了解过、经过田野调查的。我接触过社会各阶层人士并跟他们打交道，比如本地土著、拆迁户、蓝领青工、发廊师傅、洗头女工、美容师、治安员、基层民警、社区干部、巡防员等等，还包括一些灰色地带的从业者，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零零年代这一段时期开野味餐厅的老板，夜总会从业者等。

 

我对当下深圳非虚构写作的几点看法：工业记录、街巷记录、农城化记录、民俗记录、生态记录，岭南、大湾区记录。当中记录的人和事包括民间艺人、企业家、创业青年、退休官员、原住民、华侨华人、深二代深三代、留学生群体、灰色群体等。

 

对目前深圳非虚构写作的现状，个人认为不足之处是，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由的、个体的、独立的、“野蛮生长”的一种态势，尚没有形成大系统、大兵团、大宣传这样一种态势，尚未能推出史诗级作品。

 

建议：定期或不定期策划主题项目、立项，组成骨干写作团队，进行系统性集体采写、记录、编撰；通过论证、推敲，形成最终文本、出版；通过重磅宣传、推介，让作品出圈。

 

主持人 高建平：下面请《深圳文学》杂志社社长、总编辑朱铁军发言。

 

 

朱铁军

朱铁军：前面各位老师讲得都非常好，我这次是一个受教和学习的心态，尤其是听了三位教授，讲得高屋建瓴，给深圳的非虚构写作做了非常好的归纳和总结。我个人虽然是从事文学工作的，但也是非常忠实的非虚构读者。

 

深圳的非虚构写作呈现着多元、丰盛，又非常繁复的状态。像深圳书系，据说很快就要出到500本了，包括我们的“十大佳著”，到现在也有100本了，虽然也有非虚构和虚构的区别。但整体来说，深圳的非虚构作品是特别丰盛的。我最近读了几本，像王大可的《它们的性》，还有南兆旭老师的《深圳自然博物百科》，还有黄灯老师的《我的二等学生》，还有阮飞宇的《沙井蚝》，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非虚构作品读起来，相比虚构的文学作品，是更有阅读愉悦感的，它更多是一种阅读生活。尤其是我们书写深圳的这些非虚构作品，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生活的城市，因为经验和视野的壁垒，你会发现你和这个城市之间是有一些模糊的、未知的东西，这些非虚构的作品正好为我们打开了这些经验之门。相比纯文学来说，我觉得非虚构写作是有很大难度的，绝对不像虚构作品那样，像谢有顺老师说的，可以在书摘内完成，它必须经过非常翔实的资料性或访谈性、采访性的东西来作为支撑。

 

一篇好的非虚构作品，往往花费的精力和难度都要高于文学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说，非虚构的写作者也非常不容易，很多写小说的人去写非虚构，其实会遇到巨大的障碍和困难，因为他要进入陌生的经验，或者说要进入他所不熟悉的领域。

 

还有一点，非常好的是，非虚构有非常广阔的读者技术。我比较喜欢的两个公众号，一个叫“谷雨实验室”，一个叫“真实故事计划”，每一篇文章以及每一篇非虚构作品的阅读量，我觉得都可以秒杀国内任何一本城市学刊物，读者基础非常好，传播性也非常大。尤其是最近这两三天，我们看到了一篇谷雨的文章，写了深圳的一位打工作家邬霞，题目叫《女工和她消失的时代》，短短的一篇作文，截至今天早上已经有快4万的阅读量了。我就在感慨，邬霞自己写诗，也写小说，尤其她还是一个未命名作家的读者情况下，不要说有4万读者了，能有4000、400个读者都是很高兴的事情了，这也是非虚构写作广泛介入公共生活以及介入现实的非常好的印证，它有公共性，也有社会性。像深圳的这种非虚构作品，是非常多的，像南翔老师的手艺人系列，以及王樽老师的《电影中的深圳》，都让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到了我们生活的周遭，以及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居然还有这样的视角。所以我觉得深圳的非虚构创作，不但硕果累累，而且未来也大有可为，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我就说这么多。

 

主持人 高建平：下面请王国华发言。

 

 

王国华

王国华：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街巷志”系列，通过我的个人写作，管窥深圳非虚构写作之一斑。深圳和国内的一些文友和读者开始渐渐知道“街巷志”这三个字，但里面具体写了什么，有什么样的特点，一些读者可能知道，但文友真的不知道，因为我几乎不给文友送书。据我所知，文友基本上都不读彼此的作品，所以干脆不送。即使送，我也只签自己的名字，不题上款，这样文友可以随时扔掉或者卖掉，不尴尬。

 

我写《街巷志》初衷很简单。2015年重读刘亮程的《在新疆》，突发奇感，感觉这个东西我也能写出来。我应该认真写一个关于东北的书，书名就叫《在东北》。后来一想，好不容易逃到深圳，不能因为一本书又回到东北，干脆就写深圳吧。这里虽然没有异域情调，但是更具都市风情。

 

其实我刚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将其概括为“街巷志”，我先是写自己身边熟悉的事物，比如我写了我家附近的西乡河、铁岗村、宝安客运中心，还写了我看到以及我感受到的深圳和其他地方的不同。比如在北方是春种秋收，秋天是花谢叶落的时节，而在深圳是春天落叶，所以我专门写了一篇文字叫《金黄铺就春天》，我还写了春节前后大量深圳人离开的场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里的街巷并非是一街一路一社区，而是包罗万象的生活。我所走过的每一步，海岸边，树林中，草地上，见到的一花一木，一猫一犬，凡是有人、有温度的地方都是街巷，都是人间烟火，而且还不止于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更有烟火之上的“神气”。有了这个“神气”，烟火气才能气定神闲、袅袅不断。

 

正式出版时，我接受出版社的建议，把这些文字用“街巷志”三个字概括起来，第一本书名为《街巷志：行走与书写》，出版之后有幸获得了为文学奖第五届散文金奖和“十大佳著”奖；随后又出版了第二本《街巷志：深圳已然是故乡》；第三本《街巷志：深圳体温》；第四本《街巷志：一朵云来》；第五本是上个月刚刚出版的《街巷志：拥挤的影子》，第六本也已经列入了明年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我计划要写十本以上，形成一个系列。

 

刚开始写这个系列的时候是出于热爱，我把这个城市当成了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写作则称为“城愁”，这是呼应所谓“乡愁”的。因为在当下的语境里，“乡愁”差不多已经被窄化为对田园牧歌的想象。事实上，随着城市化的趋势扑面而来，人们越来越向一些地方聚集，由此产生的所谓“城愁”的内涵和外延更深更广。“城愁”总体上可以理解为城市生活背景下的一种情绪。再具体一点来说，就是对当下宁静生活的抚摸和珍惜，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期待和担心，对失去的成长场景的怅惘，它更倾向于中产阶级的闲愁，而非外卖员的满头大汗，生死之下的挣扎和苦寒。当然有些东西也要涉及，但它不会成为我描述和抒写的主流。

 

我对自己不做这种大而全的期待和要求。

 

写着写着，最初的热爱渐渐就变成了使命感，觉得要赋予这个城市一点什么。比如在我看来，深圳缺少两样东西，一个是忧伤，一个是传说。听汪峰的歌曲《北京北京》，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同为一线城市，北京有忧伤的气质，而深圳没有。忧伤是从容的，它需要几百年的酝酿、上千年的沉淀，一个几十年的城市似乎还不懂得忧伤。在火热的深圳，成千上万人时时刻刻都在演绎自己的悲欢离合，但是他们的爱恨情仇没有忧伤做背景，瞬间就被抹掉了。

 

再比如我看了姜文演的电影《邪不压正》，里面提到了一句话，把主人公想象成了“燕子李三”，我就马上把它和北京联系在了一起。因为“燕子李三”就是北京的符号之一，这就是传说的力量。当下深圳的传说是什么？是任正非、马化腾还是平安大厦？这些都是，但是它缺少一些更“人”的东西，看不到具体的、可以具化为你我的传说。所以我就在想，我能不能用自己的文字，塑造一种缓慢的忧伤情绪，赋予这个城市一些传说。这种赋予，不是对当下的否定，相反，它是首先认可这个城市的世俗成功之后，有意识进行的文化塑造。

 

“塑造”，这个词好大呀，深圳已经在这里，需要我塑造吗？你王国华是干什么的？我要说，一个文化的深圳，当然需要文化人塑造。尤其是文学，此乃艺术之根。我的塑造体现在哪里？举个例子，我在地铁车厢里看到有人坐在你的肩膀上，那个人就是前些年上班时猝死在地铁口的一个白领。我看到榕树上住着一群人。我要在平峦山的树林里挖一个陷阱，等着有人掉入并与我发生连接。我在南山区铜鼓路上找到一条很大很大的长椅，等世界末日来临时，这就是我要避难的地方。我看到香蜜湖里的水飘了起来，是湖畔一只水鸟把它拽起来的，而那水鸟可能就是我指派的，我自己又浑然不知……是的，我把塑造的深圳原原本本写到我的文字里，这一个一个遇到，一个一个想到和一个一个记录，便是我塑造的深圳。

 

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两点。第一，我的文字是典型的非虚构。我并不认同所谓的“散文可以虚构”这样的观点。我的作品中的想象，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想象来。而不是虚虚实实，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小说和散文中间。这可能跟我的工作性质有关，我一参加工作就在新闻媒体，现在都20多年，已经形成了非常强烈的职业性，比如写作深南大道时，我多次开车或步行或者坐公交或者骑单车，在深南大道上行走，其中一天就在深南大道上走了两个来回，共计九个小时，期间开车80公里，骑行15公里，步行18000步，相当于用脚步把这条道路抚摸了多遍。

 

在写作茅洲河时，我曾经看到河边有两排石墩，强迫症上来了，一遍一遍的数，确认那是86个。其实完全可以模糊带过，“河边有两排石墩”，这样一写就完事，但我一定要写上“河边有两排共86个石墩”。

 

在另一本街巷志里，有一篇文章写的是我从街边走过，看到衣服店的橱窗里有五个模特，站着四个，坐着一个。编辑也是个较真的人，她看大样中的图片，显示是四个模特，于是向我询问。我跟他讲，我自己拍的图片肯定没错。后来，编辑问了一下美编，原来是美编在处理图片时切掉了一个模特。你把我这种较真称为严谨也好，称为强迫症也好，但我在写作上确实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第二，我非常重视所谓的文笔。说一千道一万，打量一个文本，一个是看你写了什么，一个是看你如何写。余华的《活着》，就是写一个老年人的一生，类似题材也不是没有人写过，但他们就写不出余华那个样子来。同样的故事，在你的笔下就庸俗，在他的笔下就超凡脱俗，所以个人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方式都很重要，而我在街巷志这个系列中非常强调文字的力量和文字之美，这还不是一个个简单的“文字华丽”就能解决。 我在东北生活时，常常去二人转剧场看二人转，台上两个人，在五十分钟内，把上千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一起，靠的就是这种方式，即三句话一个包袱。所以我写作时，时时注意语言的颠簸，而且也不能是刻意的颠簸，要恰当，润物细无声。

 

当然，我现在的写作仍然在路上，将来怎么样，自己也不敢说。有时候写得越多，越到深水区，就越孤独。其实我还挺享受这种孤独的，我完全不期待这个系列大红大紫，大红大紫的文字常常会被异化，被误读。

 

这是我关于《街巷志》的一点个人感受，跟大家汇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