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青

杨立青：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说几句，其实也没有好好准备，今天主要是过来听的，非常有收获。

 

非虚构写作，之前我没有特别关注，因为要参加今天的会议，所以集中看了几篇文章，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如北大的张慧瑜，他说非虚构写作的文化价值有三个，一是平民性，把普通人、弱势者、日常生活、社会经验作为书写对象；二是社会性，把个人、故事或新闻事件放在社会或时代的大背景下；三是非专业性，普通人就能写，写作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为此概括了非虚构写作的三个特征，即文学性、新闻性和社会性，但历史性他没说，我感觉历史性其实也挺重要的。比如说到深圳，今天的话题是讲深圳故事的N种方式，既然要讲述故事，故事肯定有时间维度，必然要跟历史形成勾连。深圳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城市，比如从城市的形成来说，一个城市是怎么形成的？从农耕社会、农业社会来看，城市（镇）就是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生产生活，出现和形成一个不同于熟人社会的陌生人社会。这对范畴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有很好的说明。从1979年开始，深圳就完完整整地呈现了一个由陌生移民构成的城市社会，因此包括城市本质性的东西，在座的很多人在深圳身上都看得清清楚楚，比如当时的外地人是怎么来的，来了以后是怎么生存和奋斗的，怎么形成一种社会秩序。不过很可惜，尽管这个快速的由工业化驱动的城市化过程（它被著名建筑设计师库哈斯称为珠三角的“大跃进”）只有短短四十多年，但这一过程及其细节很多都被遗忘了，或者说历史的某些声部遗失了。这当然跟繁复的历史没有得到更充分的记录有关。

 

在此意义上，深圳的非虚构写作可以拓展出某种很深厚的历史场景和社会场景，应该多鼓励，每个人都讲述出自己的故事，则深圳就有数以千万计的不同故事。前面有老师谈到了打工文学，最近两年我也很关注打工文学并写了文章。40多年来，来来回回，来到深圳及离开深圳的人数规模很难估量，至少是几千万、上亿的。关于你跟深圳的关系、你跟深圳的故事，这里面有很多历史信息，从这些历史信息中，我们才能知道每个人是怎么生活的，从外部来看深圳，非虚构写作是很好的历史文献。

 

我最近刚好在读邓一光主编的《深圳散文四十年》，80年代的篇幅比较少，没有几篇，90年代增加了几篇，到了新世纪开始越来越多，这就说明一个城市的发展历程，规模是越来越大，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发声。发声可以说是一种权利，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民主，从这些角度来说，包括散文在内的非虚构写作的价值都是非常重大的。事实上，如果黄灯老师不写《我的二本学生》，我们根本不知道她所写的状况，这就是价值所在。另外就是南兆旭老师所写的《深圳自然笔记》等书，这里面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南老师说，1989年他从山西来了深圳，他非常感激深圳这个城市接纳、收留了他，他把很多时间花在自然界，深圳的山山水水他几乎都跑遍了，并将深圳的动植物等自然存有一一记录在案。我怀疑，北京没有这样的人，上海也是没有这样的人，可能台湾、香港有，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虽然他写的是自然笔记，但这里面也有他的个人情怀和情感。其中有一句话让人感动，“我把我的居住地，当作世界的中心来关注”。人跟城市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在南老师身上有很充分的体现。包括他关注深圳的候鸟保护，深圳是很重要的候鸟中转站，他说，“背井离乡，选择新的栖息地，探寻新的生活，候鸟与移民有相同的基因，迁徙的人和迁徙的鸟要相亲相爱”，这句话多漂亮。这就是城市居民与城市之间美好关系之一种。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都能谈自己在城市里的生活、体验、经验，那整个城市会变成非常有温度和温情的地方及家园，南老师就是把这里当成最好的家园，关注它、爱护它、书写它。

 

今天大家集中讨论非虚构写作，那么它是一种文类或文体吗？我最近几天在阅读相关论文时，感觉大学里的一些学者想定义它，从学术上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它跟非虚构写作本身的实际状态，是相悖离的。我们知道，非虚构写作应该是开放性的，你不能把它概念化、规范化，说它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在学术研究上有它的必要性，但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有问题的。

 

今天来了不少从事非虚构写作的老师，其中我非常敬佩黄东和老师，他虽然不专门从事写作，但他坚持搞了十年的全民写作计划，这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个举动。包括黄灯老师在学校里教学生进行非虚构写作，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实践，他们是行动者，很了不起。黄灯老师刚才的介绍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以前看非虚构写作，往往都是从外部来看的，比如它对社会有什么意义等等。但黄灯老师强调的是非虚构写作对学生的改变，也即她是从内部来看，非虚构写作对人的成长、拓展意义，我觉得更加内在、更加深刻。

 

最后有个问题，那么多人从事非虚构写作，为什么有些写作者能够出名，其作品能够流传开来，有那么多人阅读，为什么有些人就不行？在深圳能不能持续搞类似的非虚构写作训练班？因为非虚构写作似乎比虚构写作的门槛低一些，且写作技巧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像《南方周末》的某些资深调查记者就在进行这样的收费性培训，人物、事件、结构怎么安排，怎么叙述，怎么讲才更有吸引力，这都是可以训练的。我们的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倘若在此方面予以资源上的支持，则非虚构写作这一文化事业无疑将有更宽广的发展前景。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 高建平：谢谢杨老师，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话题。

 

今天我坐在这里给大家报幕，同时也来向大家学习，我也学到了很多。我一直在想非虚构的这些问题，今天听各位讲了以后，好像慢慢开始思考这样一些概念：什么是非虚构文学？它跟我们过去说的报告文学、写实文学、新写实文学有什么区别和联系？非虚构文学与虚构文学有什么关系？有人说是由于有虚构文学才有非虚构文学。这之间究竟构成了什么关系？其实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可以思考的问题。我听着各位的发言，我头脑里就在想着，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史记》，它是非虚构文学吗？它写得非常有文学性，但是它又在写史。实际上中国的非虚构文学是历史悠久的，但是我听汤奇云老师说到《人民文学》有一篇文章构成了它的溯源，这方面还是有学术工作可做的，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点，深圳非虚构文学的丰富性。当然，深圳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城市，过去40年怎么发展起来的？这里面有太多的故事，很多层面提供了极其丰富的题材，并且刚才各位老师也提到，实际上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没写，这里面有大量可写的东西，这为深圳的发展、深圳改革开放的实践，提供了深圳经验，我们需要一个深圳的表达，这个地方是非虚构文学发展的天堂。

 

第三点，深圳文化的发展。我印象非常深，深圳社会的发展、深圳经济的发展、特区的发展、城市的发展，需要文化的发展相匹配。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我觉得在文学、艺术方面是很有成就的。深圳的大学与上海的大学、北京的大学甚至跟武汉的大学、南京的大学相比，好像都要差一截，文化发展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感谢三位远道而来的专家，也感谢深圳的各位专家和各位作家的参与，谢谢。

 

（会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