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下午，深圳读书论坛的“重头戏”——“在历史的天空下”在南山书城开讲，著名作家阎连科、邓一光以“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做什么”为主题，展开了精彩而深刻的对话，其中既有对中国现实的观察与关怀，又有对文学写作的探讨和交流，讲者认真，听者尽兴，直至结束方知讲场之外大雨已至。

    阎连科被文学界普遍认为是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出版，都会引起大量的关注乃至争议。而移居深圳的邓一光，为深圳文坛注入了很多新鲜的气息，同时也在深圳不断颠覆着自己的写作经验。两位作家身为好友，对起话来更显默契。

    阎连科认为，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说过要改变中国，而如今却多多少少被中国改变。另一方面，这个时代也是如此的糟糕、如此的复杂、如此的变形，为何黄浦江上会有死猪漂流？为何脚底下的输油管道会发生爆炸？……社会为何出现了无数的“黑洞”？这是因为我们的价值判断出了问题，今天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看重的是金钱和权力，随之而来便有了各种荒诞的产生。

    “那么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邓一光回应阎连科说，在这个时代，每个人的焦虑是不言而喻的，而作家更是尤其焦虑的一群人。写作者的意义在于，它不能创造一种现实，但能创造一个世界，正如阎连科的“神实主义”，为我们呈现了内在的真实，这或许就是一个写作者所能做的。

    阎连科解释自己的“神实主义”说，中国的现实需要中国作家来书写，而现实本身常常比我们的小说更意外，可以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对现实百分之百的把握能力。因此，我们应该从现实主义写作和西方的现代性写作中抽离出来，创造一个东方式的现代性写作，比如陕西的一个产科医生可以“坚持”数年偷卖婴儿，这是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的“内因果关系”。“我的神实主义关注的不是一条河流，而是河床本身的凹凸不平。”

    邓一光表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明在发生断裂，都市的市井文明也在发生巨大变化，所以无论是哪一类写作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安和焦虑。一个时代，有人会说好，也会有人说不好，但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给一个时代开药方。至于写作者，所能做的就是“真诚地表达”，无论所言是什么，哪怕是愤恨，也都是出于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