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备受争议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公开亮相深圳，在深圳市图书馆作了题为《深度——当代杰作标准》的专题演讲，对自己眼中的杰作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引发读者的普遍热议。前晚，记者在顾彬下榻的深圳荔园酒店对其进行了深度访问。作为当下颇具影响的汉学家，顾彬保持着自己一以贯之的我行我素，虽然只有半个多小时的采访，仍见这个德国“老愤青”雄风犹在，热辣犀利言辞不断。

在中国几乎没有正常的文艺批评

    因措词激烈，口无遮拦，顾彬在中国学界常常陷入两极争议，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其言行每每成为关注焦点。2006年，顾彬曾因被媒体放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说，而举世哗然。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对于莫言作品文学价值的质疑再次引发文坛争鸣。

    也许是旅途的劳顿，前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顾彬显得很疲惫，言语轻柔，语速缓慢，但说到他感兴趣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话题仍出言直率，锋芒毕露。

    当话题引到他的几次出位言论引发的中国文坛的争议，他颇有些“孤独求败”意味，不无自负地称：我在中国的很多评论和发言其实都被曲解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基本上除了误解就是误解”。他表示，对于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他有着自己的偏爱，虽然那些作品并不是很让他满意。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他的只言片语，抛开语境，让他成了否定一切的“愤青”。

    最被他鄙视的是中国文坛普遍存在的彼此恶劣攻击的现象。他解释说，就他所接触的一些作家观察，对中国话里的“文人相轻”特别有感触，尤其是作为翻译家更有切肤体会。“在中国几乎没有正常的文艺批评”，没有真正的宽容之心，当面都是互相吹捧，背后却都是说坏话，除了北岛、翟永明等人很低调外，有些作家只说别人的坏话，好像中国作家只有他自己才是最好，其他人都不值一提。“为此，你不翻译他，而去翻译别人，他就觉得你完全选错了人。”

    顾彬认为，中国文学在国际上地位很低，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作家自己造成的，从来都是攻击别人，这种几乎普遍的彼此攻击和谩骂，把中国作家的形象都破坏了。

中国当代作品缺乏幽默感

    与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比较起来，顾彬坦称，中国当代文学透着普遍的浮躁和缺乏幽默感。作为颇具影响的汉学家，顾彬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他翻译了很多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他表示：相比中国当代小说，文学成就最高的是诗歌和散文。他说，自己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翻译和研究的同时，也进行诗歌和散文的写作。说到他喜爱的中国作家，他如数家珍地点到了苏东坡、欧阳修、韩愈、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他在自己的写作中也颇受这些诗人和作家的影响。他特别强调对幽默感的看重，他坦承对莫言作品的最大不满是没有幽默感。

    说到有幽默感的华语作家，他特别推崇钱锺书。认为《围城》是中国最具幽默感和才情的作品，里面充满了讽刺与幽默。对王蒙作品里透视出来的幽默感也颇为激赏，尤其是王蒙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作品，他几乎都看过也都喜欢，“王蒙的作品有深刻的幽默感，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也有特别有深度。”而谈到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幽默感的原因，“他们更喜欢跟着形势走，关注国家的大事和主旋律，想幽默也无能为力。”

    顾彬对于翻译尤为看重，认为中国作家大多数不懂外语，让他们难以成为真正有国际影响的作家。他再次强调，莫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的精彩英文翻译功不可没。他以自己的阅读经验为例，他会因为信赖某位优秀的翻译而会去追着阅读。他坦承非常喜欢王安忆的作品，认为王安忆是中国最好的女作家，有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实力，“可惜她的作品翻译出来美国人并不接受”，这让他觉得有些不可理喻。

    说到自己最佩服的作家作品，他表示还是对经典作家如普鲁斯特、乔伊斯、穆齐尔等人更加青睐，认为现代长篇小说到了他们手里已几乎被终结了，后来人的很多写作都是白费功夫，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可以不断被阅读。而对中国文学越来越突出的市场化倾向，他表示极为不屑，直言“那些为了取悦读者、权利，或者为了某种利益的写作”，他们可以获得各种表彰、利益，“但是我不承认，不佩服”。

    谈到他因抨击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裔作家而受到诟病，并导致某位文学批评家打破二十四年的“不争”态度，撰写七千余字长文《驳顾彬》，对其大肆挞伐，甚至攻击谩骂。顾彬表示，他已经听他的学生和助手说到了那篇“奇文”，“但我没有看，也不会去看。文学批评可以各说自己的话，中国文坛缺少的就是这种互相谩骂式批评。鲁迅时期很普遍，现在出了一两次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不会因被人谩骂就改变自己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