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从城市返回乡村，因为我今年在荆州挂职，我基本上都在乡村跑，每次到哪个村里面去，村长、村支书都给我们介绍，我们湖北一个村的劳力大概是800—1000人，他说我们有600人在外打工，我们主要打工经济，现在我们湖北是打工经济，我估计在深圳湖北的打工人群不计其数。我也去采访了打工者的家里，都是老人，都是他们的父母带着孙子，家里的孩子没人管，有的是杀人放火，小孩十来岁去放火，打、偷、杀，还有的是把精神病的孩子放在家里，让他到处窜，自己也不管，以打工的名义出去，把孩子丢给了村里，让他祸害一方。你看看他们的家乡可能会知道，他们可能会怀念的，我到一个家里去采访，三个孩子都是因为没有钱读书，然后到南方来打工，他的母亲没人管，他的母亲重病在床，他的母亲是打工者的外婆管，打工者的家里都住着很好的房子，我常常到这些像空城一样的村里、破败的村里去看，我总觉得这些打工者他们非常的怀念家里，或者在工作之余、在晚上会想想他们的父母、重病在床的父母，比如我刚回来的时候，雪下完了，天晴了，十月小阳春，现在正是农历十月的时候，狗蜷伏在草垛里面晒太阳、有鸡在晒太阳，老人在晒太阳，我想像这种宁静的、安祥的、安宁的、安逸的生活场景对打工者来说，我想他们是无比的怀念。为什么要返回乡村呢？乡村是一个巨大的参照系，我们的打工文学忽略了乡村这一块，我认为要紧紧的抓住，不然的话它的作品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和它感动人永恒的感染力就会打折扣，当然打工是很辛苦的，他可能会感动一部分人，但是更多的感动可能来自我们的故乡。

　　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打工作家一定要警惕，避免与主流文学靠得太近，这个问题前几届有人说过，现在我感觉到这个问题。打工文学有被官方收编的危险，打工作家有向主流文学套近乎的危险，我觉得底层文学的作家在这方面，如果你认为打工文学是底层文学的一支或者是一个重要的部分的话，我觉得要保持足够的警惕，政府没有给我们开过一次底层文学的研讨会，而现在打工文学已经开了五次了，这就需要警惕了，但是你们是好事，打工文学的确是民间的。我们底层文学上上个月在清华大学开了一次会，这是我们底层文学作家第一次聚会，你们打工文学有这样好的条件，经常聚会，政府经常请你们吃饭，给你们出书，但是我们底层文学现在出书很艰难，一定要保持你们的独立性、保持你们自由的精神，这个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打工文学就此就不称为打工文学，它称为另外一种文学，只不过是以打工文学之名，是一种纯主流文学或者是城市文学，它不是打工文学，它就是反映城市生活的一种。

　　我为什么说底层文学还是不同的呢？这个是情有可原，我们被称之为精英文学，大家把它铁板钉钉了，它有一个生存境遇的不同，我们现在是体制内作家，但是我们这些底层作家虽然是在体制内，但是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保持对体制的蔑视，我们虽然在主流文学之内，但是我们这些底层作家有足够的力量保持对主流文学的蔑视，这个是打工文学所没有的。但是我们会理解他们的境遇，因为他们现在在生活上、在创作上还没有自己的地位、没有自己的力量，他们表现的畏畏缩缩的，我这样写他们会接受吗？他们会发表吗？他们会承认我们吗？他有这样游离的、畏缩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很容易滑向真正的主流文学，并且与主流文学同流合污，这是要谨记的。

　　主持人：谢谢陈应松主席非常精彩的发言，我觉得陈主席的发言当中有几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也许可以成为我们讨论的热点话题。陈主席认为，作为打工者写、打工者读的打工文学，和精英知识分子写的底层文学，今天在我们第五届的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当中，是第一次的融汇在一起，因为过去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的融汇，虽然都是写底层，只不过一个是打工者写的，一个是文人作家写的，但是这是第一次融汇，这一次融汇对我们的文学理论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当然陈主席在比较的过程中，他觉得打工者写、打工者读的打工文学，它相对底层文学而言，应该说他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比较多的承认和关注，底层文学在创作过程中、在理论的过程中还是有不少的困惑、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