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有请胡学文先生谈这个问题。

　　胡学文：以前在媒体上看到深圳在倡导推动打工文学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也读过一些打工文学的作品，看到深圳有一大批打工文学的作家，后来看到深圳文联出了《打工文学作品选》、《打工文学备忘录》、《打工文学纵横谈》，还是感觉到有一些惊讶，成就是非常可观的。

　　我不知道从理论上怎么去界定打工文学，因为我看到对打工文学的定义也存在着很多分歧，不管怎么定义，打工文学对当下的中国文学来说，也是一个不会绕过去的话题，对于写作者没有必要纠缠打工文学怎么定义，重要的是耐心。

　　关于打工文学的意义，我看到了很多论述，社会的、历史的、伦理的、文学的，在此我不想再重复什么，我们在座的有很多的理论家、批评家，他们待会会从更高的层面来论述，作为一个读者来说、作为一个写作者而言，我为什么要读这些作品？它对我的意义又是什么？我想了一下，可能有三个意义，就是打工文学它提供了很新鲜的经验，我记得87年我生活的村庄就有人出来打工，他们讲过他们自己的经历，看当下的打工文学，我想了解打工者此时的生活状态、情感状态，和我当时所了解的打工者有什么变化？试图追寻这种变化的痕迹，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有时是作为纪实作品来读的。

　　第二是作者怎么叙述这些经验，叙述是什么态度？在叙述时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是否有让我惊讶之处？

　　第三是看一下和我的写作有什么关系？哪些有启发？哪些是我们每一个写作者都要警惕的？

　　其次我要说的就是打工文学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尽管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是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正视。重复的表现经验、没有新鲜的叙事，作品可能换了一个人物、换了一个封面、换了一个故事，但是表达上是趋同的。在这个意义上王十月的《国家订单》比较新鲜，写小老板，但是把小老板作为叙述对象以后，你要都去写小老板也是一个问题。昨天李云雷和杨主席对谈的时候，说打工文学有很多毛茸茸的叙事，这确实是它的优势，因为这个优势可能陷在现实的泥潭里难以自拔，被现实困住，反而显得笨重了。我理解很多作品，既能在大地上，又能飞翔起来。

　　还有就是怎么表述经验，不同年龄、不同城市、不同文化的人，能被相同的作品打动，不是因为你的作品提供了什么经验，重要的是你提供了在经验背后的经验，这种需要作者发现并挖掘，比如说《大声呼吸》，就是写在北京的外来人，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作品。

　　打工的概念、范围、色彩在不断的变化，就是文学如何来审视这个现象，我看林坚有一篇小说叫《别人的城市》，给人的感觉就是打工者在异地打工，现在很多人在自己的村庄打工，对这个现象你怎么去审视，从什么样的意义、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理解。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著名作家王祥夫老师发言。

　　王祥夫：我想就文化背景、思想背景上谈一下打工文学。我觉得有许多问题就不应该再说了，比如说打工文学作家身份的问题，打工文学是由内容来定的，而不是由作家身份来定的。

　　第二点关键是我们能从打工文学当中能听到什么声音。

　　第三点打工文学注定是批判现实，而不可能是对现实的妥协和简单的指责。

　　第四点打工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不同于中国当代文学任何一个时期。

　　第五点是打工文学就人物塑造而言翻开了当代文学新的一页，无论有人怎么指责打工文学的粗糙，这个说法应该放在另一面去说。

　　第六点打工文学的出现拓宽了底层文学的局面，使宽广的底层写作横空出世、格外醒目。

　　我觉得打工文学应该限定对象，离开土地进城打工的农民、还有下岗的工人，我觉得人物形象应该限定在这方面，不应该拉得太宽，扯得太远。

　　打工文学的发生、发展、影响所及对底层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它的意义在于：第一使底层文学写作有着更加深刻的情感表述和底层生活展示；第二是使中国当代文学的结构空间更加完整、宏大，就文化背景和思想背景而言，打工文学所塑造的人物从某一个侧面鲜活的反映了近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史，而这些被努力塑造的人物从精神到思想都有别于1949年以来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他们不能等同于1949年以来的工人形象和农民形象，以前是公民兵的光辉形象，而打工文学所努力塑造的工人、农民形象几乎是新时期以来复杂的社会矛盾所造成的，这是打工文学最大的收获所在。也应该是我们分析打工文学发生、发展及其蕴含着什么样的社会意义的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

　　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无论他们是积极还是被动，他们参与了城市的扩张运动，但他们最终还不是城市中。这些人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不是他们的家，对家园的回望以及对自身所处的城市的审视，让他们产生了有别于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完全不同的情感。所以说他们是建国以来文学作品当中所塑造的农民形象有所不同，在谱系上说，也不属于哪个谱系，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新兴人群，是奇怪的结合体，一半红，一半绿，一半工人、一半农民，他们的情感可以说一半是恨；但是另一半也不可能是爱，出现在打工文学中的工人形象，也不再是以往的工人阶级，多少年来工人阶级一直是以主人公的形象出现在文艺中，但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他们生活在这里，却根本不是这里的主人，而只能是匆匆过客，他们来到深圳不过是把汗水洒在了这里，为了生活、为了生存，他们已经失去了过去至高无上的尊严，在改革中、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他们失去了可以使他们的心灵得到呵护的体制，这种体制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给予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和安全感，但是他们在心灵上还是能够觉得安稳，虽然他们有种种的不情愿，但是他们不能不失去他们多少年来所依赖的东西，一旦失去这种东西，等待着他们的是无所适从的境地。那种大合唱式的集体劳作已经是昨天的事情、昨天的怀旧、梦境。从离开土地的农民到下岗工人，就这些打工的农民而言，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开土地来到深圳这个城市，现实生活巨大的变化把他们的生活秩序全部打乱，这些离开土地纷纷走向城市生活的农民再次在城市集合起来、聚集起来，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寻找的他们的梦想和人际关系，惶恐不安，热爱、仇视、愤怒、努力，情感是相当复杂的，他们是这个时期社会矛盾的集合体，所以说打工文学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完全不同于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我认为这是分析打工文学最好的途径。

　　出现在打工文学作品中的这些人物形象，在精神上不能大大的有别于建国以来，截至80年代初期任何时期的形象，这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兄弟从来没有这么自由过、也从来没有失落过，一旦脱离了土地的束缚、脱离了农村政权的约束，与农村政权给他们的某种呵护、保护，在精神上的茫然和无奈的进取，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得不重新翻开新的一页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打工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启示和贡献，从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从思想和精神上分析打工文学，这一点应该得到充分的论述，就这一点而言，打工文学和任何时期的文学现象都截然不同。

　　说到打工文学中的工人形象，我们知道大批的下岗工人到深圳来，重新展开他们的生活，他的思想感情我想和农民还不一样，比农民还更加复杂，出现在打工文学中的工人形象，工人还是工人，却已经是打工了，他们身边曾经光辉夺目的领导阶级光环已经不存在了，《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所赞美的力量已经很难凝聚了，工人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外在形式都在下岗再就业打工中渐渐被薄弱殆尽，而人本质性的东西却渐渐的升华、显露出来，这些打工的工人既不再是周而复笔下的工人，也不可能是蒋子荣笔下的工人，更不可能等同于胡万春等工人作家笔下的工人形象。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主要矛盾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真实而刻骨的生活感受让他们有与众不同的切身感觉和疼痛后发出的嚎叫，自强不息的背后不再是骄傲，而是深深的痛苦，当家作主的豪情已经被养家糊口的现实所取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其精神境界注定打工文学中所出现的工人形象和以往的工人形象大有不同，打工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任何其他的文学现象，我认为其根源就在于所描述的对象、所塑造的形象和以往不同。大背景变了，人的情感也在迅速的变化，打工文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中国内部阶层的矛盾和冲突不再被遮蔽，也不会再被遮蔽，打工者灵魂深处的矛盾和现实问题的存在也让任何人都不能回避，就打工文学强烈的倾向性而言，打工文学首先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然后才是文学现象，所以就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打工文学所创造出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形象，为大变革的时代作证，并为未来提供了鲜活的社会资料，在这一点上，打工文学首先应该是社会学，然后才是文学，就当代文学的大格局之列，打工文学不可或缺、不可取代的地位就在这里。打工文学所塑造的打工者形象的喜怒哀乐，折射出整个社会巨大而微妙的变化，可以说打工文学的出现，使底层文学有着更加大的现实意义，在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的是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的关系，打工文学的发展比批评界提出的底层文学更加深刻，可以给读者和批评界提供更加真实和刻骨的生活感受，这个感受不是与众不同，而是与史不同，与以往不同。

　　不得再次提到的是打工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打工文学的出现，使当代文学整体的格局更加的丰富、完整，从古到今的文学构架，是既包括作家的、又要包括民间的，既要有科举的诗作、诗文，也要有贩夫走卒可以口口诵唱的词，底层文学可以从某个精神高度关注生活，打工文学也可以从最低的视角仰望这个世界，并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改变命运，追求美好，寻求平等，共同构建美好世界。

　　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打工文学就思想和精神而言，使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更加丰富和不可或缺，这就是打工文学近20年来对当代文学最大的贡献。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祥夫先生的发言，有一种感动，因为我留意到王祥夫先生非常认真的写了一篇很好的论文，看得出来王祥夫先生对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且他对打工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中的位置做了他个人独特的见解，我留意到他说的这句话：打工文学使当代文学的格局更为丰富和完整，成为更为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化形态。我建议深圳的作者们为王祥夫先生对我们的勉励鼓掌感谢。

下面有请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作家曹征路先生发言。

曹征路：我想说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提升打工文学，已经开过了五届，十年时间过去了，我接触深圳的打工文学时间也比较早，从1992年就开始了，我也比较关注深圳的这个现象，今天这个话题就让我很有感触，如果我们还是把打工者写得关于打工生活的作品当成打工文学的主要内涵的话，在今天就很不够了，任何事物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联系中才能确认自身，打工文学和什么东西相对应呢？和老板相对应，底层和什么相对应呢？和上层相对应，如果没有对应物的存在，那么打工文学它也就无法确认自身。换句话说，打工文学究竟它的价值在哪里？我记得前年在北京开了一个讨论会，因为打工文学作家在发言的时候说到自己给三个老板打过工，然后每个老板都对他很好，在场的全体批评家们为他热烈鼓掌，为什么会获得这样的反应？我后来回过头来想，它恰恰迎合了一部分人的中产阶级意识，一旦迎合了这样一种意识，它自身就消失了，后来我们果然看到这位作家进入了所谓的主流，成为了所谓的精英，这就让我非常感慨，这是个什么问题呢？说白了它就是中国作家最缺乏的作家的个人主体性，他写作就是为了讨好别人、为了迎合别人，所以在相当多数的打工文学作品中读到的是老板趣味，我今天说这个话有一点尖刻，我们既然是讨论，宏海也希望我们能出思想，我也就说一点不成熟的思想。

如果打工文学还要想往前走的话，它就不能仅仅是打工者写，打工者写是一个身份现象，写打工是什么？那是题材现象，而打工文学要发展，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一种立场，正如女性文学一样，妇女的解放是以社会解放为前提的，当然女权主义者不一定同意，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女性的解放是要以社会解放为前提，而工人的解放是要以阶级的解放为前提，没有工人阶级的解放，也就没有打工者的解放。因此那种个人奋斗史、那种苦难式的打工文学的写作，经过这么十几年的发展，我认为也走到了它的劲头，所以现在它要提升。我这里并不是主张什么阶级斗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这个国家现在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谁也不敢宣布阶级斗争就取消了，更不敢承认这个时代没有阶级，我相信这个阶级依然存在，因此打工文学如果没有自己的阶级意识，没有自己的组织化意识，它是不可能有前景的。

说到这里，我也有一些感慨，我曾经教过不少打工文学作家，很多都是朋友，我曾经也提出过一些建议，我记得几年前在很大的会议室里面讨论过，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如果你真想从事打工文学的创作，你首先就要为自己找一份工，要打一份工，有自己的工作，你能用独立的工作来养活自己，然后你才能有可能真正去从事你心灵的事业，如果你想通过写打工文学作品，把这个东西当成敲门砖，我不客气的说，你把门敲进去了，你也就完了。因为我本身就是在作协这个系统、在文联这个系统工作的，我自己深有体会，所以我觉得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那个理想、有没有那个境界。

主持人：谢谢曹老师！曹老师对我们打工文学一直是非常的关注和关心，昨天晚上座谈的时候，我还专门回忆了我和曹老师认识就是因为打工文学，因为深圳办的比较早的杂志是曹老师当主编，就是《生力军——打工仔专刊》，当时是深圳大学办的，这是一个历史，但是在打工文学历史上它也留下来了。

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李建军先生发言。

李建军：打工文学我也读了不少，和一些打工文学作家和研究者也有交往，不是全面的，但是也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宏海发的《打工文学作品选》、《打工文学纵横谈》具有非常高的价值。